散文：父母亲情
我三十七岁那年，母亲撒手人寰;四十七那年，父亲离我而去。那时那刻，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痛失亲人的哀悲。最近几年，在平时生活的日子里，偶尔碰到同学、同事或朋友家里有老人健在时，很是羡煞;常说“家有一老是个宝”，进门能喊一声“爹”或“娘”，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羡慕别人的同时，不免回忆起自己的爹娘，早就想写一写有关父母的亲情，可总是拿起笔放下，放下又拿起，因为很多事情已经久远，只能努力地从脑海里挖掘出点点滴滴以作回忆。
父亲出生于一九三五年腊月十八，严格说已经到了阳历三六年。父亲生长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饱受了旧社会的酸甜苦辣。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九岁那年，日本鬼子到村里抓劳工，大人们害怕都躲了起来，“村长”就派他到鬼子炮楼锄了一天杂草。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十周岁的父亲便进了学堂，奶奶一直把他供到西竖中心校读完高小。在那个年代，农家子弟识文断字的寥寥无几，不能不佩服奶奶还是有点眼光的。
父亲的青年时代赶上了社会主义初级社、高级社，跟随着入食堂、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步入中年，中老年迎来了改革开放。可以说，那代人的经历是丰富多彩、曲折离奇的。可能是父亲有高小文化的底子，很快就入党提拔到大队担任会计，一直干到九十年代初才卸任。五六十年代有点文化的都千方百计到公家捞个“铁饭碗”，国家也急需这样的“人才”，父亲也曾有过一次机会。那时候农村信用社才刚刚筹建，和他一起上高小的同学(叫王书卿，后来从民政局长位子上退休的，九几年父亲还让我给他捎过红枣)从中介绍和极力推荐，眼看着父亲就要捧上铁饭碗、吃上公家饭了，奶奶说什么也不让去，与父亲上学时恰恰相反，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思想束缚了奶奶的眼光。
父亲成年后与相隔三华里的邻村姑娘结成伉俪，她便是我的母亲。母亲不善言辞，只言片语中，知道了她的不幸身世，我外祖父参加八路军战死沙场后，外祖母便起身改嫁。母亲上边有三个哥哥，外祖母只留下了大儿子和二儿子，却将三儿子送给了一百多华里的获鹿县，母亲遗弃到六十华里外的柏乡县一户人家，后被懂事的两个哥哥领了回来，随继父一家生活，直到嫁给我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每年大年初二会随父母去外祖母家拜年，外祖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当时将两个儿女送走，可能是因生活所迫，出于无奈吧。
有关父母的亲情，是从我有记忆时开始的，虽然充满断层，却包含着爱与幸福的延续。大姐长我六岁，二姐长我三岁，弟弟小我两岁，大妹小我四岁。在最初的记忆里，大姐背着弟弟，二姐便拉着我的小手，经常在一起玩耍。到大姐十一岁时，我们已经是兄弟姐妹五个的家庭了，那时小妹还没有出生。本该走进学堂的大姐，一直辍学在家照看着几个弟弟妹妹。大姐那代女孩很少有人进入学堂：一是新社会到来才刚刚不久，民间流传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仍根深蒂固，虽然父亲识文断字，恐怕脑海里也有掺杂;二是集体经济靠劳力吃饭，多一份人手就会多一份工分。我琢磨后一个原因可能性大些。
也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开始，大姐离开了我们五个经常玩耍的地盘，走进了生产队行列。那时男工工分是十二分，妇女是八分，十二三岁的大姐只能挣到四五分。当时，吃公家饭的一个月才挣二三十元，社员工分更是不值钱，一个工好年头才合一毛五六，懒年头也就是一毛钱左右，大姐一天只能挣到四五分钱。小小肩膀挑起了千斤重担。不过，那时物价也便宜，40斤一袋面粉才合七元二角，一斤面粉合一角八分钱，其它粮食更便宜。大姐上四天工就能挣到一斤面粉的钱，对于九口之家也算是雪中送炭吧。
轮到二姐进学堂时，父母好像改变了主意，坚持让她上学。孩子们都怕进学堂，二姐也不例外，死活就是不肯去。呕了几次气后，父母没有过度强迫便放弃了，二姐高高兴兴又回到了我们玩耍队伍。现在说起来，二姐总是后悔的不得了。随着我们渐渐长大，二姐不再当我们的孩子王，也到了生产队上挣工分。其实，父母心里始终惦记着两个逐渐长大的姐姐的前程;虽然木讷的父母不善言表，却把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文革”开始后，国家废除了高考制度，有门路的适龄青年都是通过招工吃上公家饭的。对于这个浅显易懂的门坎，父亲也十分清楚，便默默地托人打听机会和门路。姐姐有个美好的未来，不但是姐姐的幸福，同样也是家族的荣耀。终于打听到县养老院正在招工，父亲便瞅准这个机会，跑了几趟公社找熟人，给大姐要了一个指标。当十分有了八分的希望，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的时候，不料，指标却被另外一个村的支书挖走了。只能说明村里会计与支书在公社书记眼里不是一个等量级。
那几天，父亲唉声叹气的，饭不进茶不思，但日子总要向前过，也只能默默吞下这个结果。后来，棉麻系统招工时，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二姐进了棉麻公司上班，尽管是个临时工的身份。两年后，公司精简人员，留一部分，减一部分，二姐属于后者。既然出去了二姐也不想回村，只好找到当时在二轻经理部当经理的大舅。大舅找了棉麻公司经理，最后还是不行，恐怕是二姐没有文化的缘故吧。此路走不通，大舅就说，那就到二轻系统上班吧，二姐先后在贾村瓷厂、竹壁瓷厂干了几年合同工。
“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制度，不再招工，走上了靠自己本事吃饭的年代。弟弟和小妹高中毕业后回到村里，他们都从事过代课老师的工作，时间都不是很长。仅仅这一点，也是父亲运作的，他就那么点能力，用足了用尽了，难道这点父爱还不够温暖吗。后来弟弟妹妹都长大了，小妹是1976年出生的，那时大姐已经19岁，我也13岁了。母亲是高龄产妇，小妹是在郝庄医院产下的。我和大姐赶着牛车到郝庄接回母亲和小妹，途经官都村西南山洼旧公路，崎岖不平，当时村北新公路还没有修通。
从我八岁开始，小学和初中是在村里就读的，那些年可以说是与父母朝夕相处，受尽恩泽。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除了白天上工，晚上还得挑灯整理账目，年终能多加几百个工分，一家九口才不至于饿肚皮。也许是有文化的功底，父亲练就了多面手——砌砖、打坯、做豆腐、漏粉条、修理机器……样样都行。生产队解散以后，他还与别人合伙开了多年“花房”(弹棉花)。父亲晚年患得是“肺纤维化”病，他总说与弹花有关系，当时省二院大夫也没有明示，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是归医学界探讨吧。
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父亲患病前，无论谁家过红白事，或修房盖屋，父亲总是在管事班子里。主家有多少亲戚朋友，有多少帮工，该置办多少桌酒菜饭食，父亲总是仔细核算，既要满足又不能过剩，事后往往让乡亲们心悦诚服，赞不绝口。他虽不善言语，但秉性刚直，是非分明。由于父亲有一手好毛笔字，每年腊月十五以后，百十户的村庄，几乎都来找他写对联，有的来时拿一张红纸，多数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虽然赔了纸张笔墨，父亲仍旧是笑脸迎笑脸送，也许写对联成就了他的收获感和满足感吧。
后来我到县城上高中，高考后到市里求学，每逢假期还能帮父母干些农活。参加工作后，回家的次数总是越来越少，尤其是结婚生子后，有时半年也回不去一趟。每次回去，父母脸上会笑成一朵花，母亲不是包饺子，就是做她拿手的腌肉鸡蛋韭菜面，她舍不得吃，把自己碗里的腌肉鸡蛋夹给我们。离别时，母亲总要把我们送到距家1000米远的大马路上，等我们上了公共汽车后，看到母亲脸上依然露出恋恋不舍的表情。车行良久，我们扭回头张望，母亲仍屹立原地一动不动，直到目光中消失对方的身影。
母亲是六十三岁那年病故的，乡下按虚岁算，其实是六十二周岁，从得病到去世只有半年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兄弟姐妹六个，尽心服侍眼前，先后去河南、武安、石家庄等地寻名医找良药，然而回天乏术。母亲患得是食道肿瘤，自己也能感觉出吃饭困难，尽管儿女们极力瞒着母亲，但性格要强的母亲，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一个“癌”字来。尽管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仿佛仍旧生活在我们的日子里。写到这里，我不由记起古代桓大司马说过“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句子。人的生命如此脆弱，愿母亲的在天之灵保佑她的子孙平安健康。
母亲病逝后，父亲一人生活在老房，守着故土，他说这样心里踏实些。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散居在各地，只有大姐生活在老家，与父亲近在咫尺，朝夕相处，每年腊月十八是父亲的生日，兄弟姐妹才会来个大团聚。父亲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总也闲不住，直到生病前仍然辛勤劳作着。父亲终究没有战胜病魔，于2010年秋冬之交离开了人世。最近几年我和爱人在海南暖冬，爱人曾对我说过，假如当时父亲能在海南疗养，湿润的空气和高含量的负氧离子，滋润着肺部器官，可能会减缓纤维化进程，恐怕会延长几年寿命吧。那时还没有这样的养生理念和养生条件，只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常言道：“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虽然我们陪伴父母的时间有限，但我们兄弟姐妹继承了父母的正直、勤劳和善良，也一定会将这种基因潜移默化给后代。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好像又看到了父亲的音容笑貌，又闻到了母亲亲手做的腌肉鸡蛋韭菜面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