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关于辛亥革命的论文众所周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到解决中国建设和革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近代史关于辛亥革命的论文5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关于辛亥革命的论文篇1
众所周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到解决中国建设和革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这些工作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共同完成，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辛亥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要前提
任何一种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都有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样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它的理论反应有时间差，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实践的开始，即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辛亥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期间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政治、思想、阶级和干部条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的，因此，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1、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鼓励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民众中引发了倡导国货的运动；北京政府为争取资产阶级也做出了努力，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孙中山先生身先士卒，投身实业，掀起了实业救国的运动；辛亥革命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货，促进了本国工业产品的销售。就这样，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2、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政治环境
由于社会条件和历史进程等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善中国人民的境遇，没有完成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历史人物，但是它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让军阀的统治没法像清政府一样进行全国一体化的密集统治，中国由此出现了相对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正是由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人民才得以争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和损害民族利益的势力作斗争。辛亥革命之后，许多的游行集会和发表声明，到后来的罢课、罢工逐渐成为了中国人民反压迫和反侵略的主要斗争形式。就像董必武说的一样“三十年来，每次带领群众进行各种各色的运动，都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关，民主运动已自辛亥革命开辟途径”，正是在这样自由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才出现了多种政治组织并存、多种政治声音并发、多种政治思想出现的现象。经过这一系列的反复辟和反侵略运动，经过各种新思潮的不断涌现，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的良好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二、辛亥革命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的意识形态都根植于经济事实之中，但是新学说的产生又必须从已有的思想出发，中国共产党正是应用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才能够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实现了革命先驱的抱负，是辛亥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继承者。
1、辛亥革命启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自1840年开始，中华民族在外国列强的瓜分下一步步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顽强的中国人民不断的探求救国的出路，提出了许多救国方案；从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都在不同的方面显示了各个阶级的领导人物的爱国主张和愿望。其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可谓是影响最深远的。首先，在国家存亡和民族危机这样的关键时刻，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宣告“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辛亥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次，辛亥革命抨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从此以后，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利用清政府来统治中国人民。当清政府垮台以后，帝国主义妄想培养的新走狗被中国人民一个个打倒在地，削弱了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将反帝反封建作为党的主要斗争目标，写进了党的纲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启示。
2、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宝贵经验
辛亥革命最终没有取得胜利，但却为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指引了中国人民寻求彻底解放的革命道路。辛亥革命的失败，外在原因是由于反动势力太过强大，内在原因是中国民族的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这些表现在：在政治上，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对其有一定的妥协和依赖；在军事上，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队伍；在人民的关系上，脱离和害怕群众，没有满足农民的需求，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关键是没有鉴定成熟的政党。这些“老毛病”，使得在革命运动中，没有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完全断绝关系，不具备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就不能够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辛亥革命的这种不彻底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民积极探求新的解放出路，在政治和思想上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运动，革命等待着新的政党的诞生，这个领导阶级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了新的政治力量，自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走向了新的篇章。中国共产党承接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说，辛亥革命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三、辛亥革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史，同时也是继承前人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和实践做出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样还是与时俱进的历史，辛亥革命为这样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精神财富。与时俱进是辛亥革命的精神内容，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
__年前，辛亥革命掀起了腥风血雨的斗争，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腐朽和反动的统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自黄岗起义至武昌起义的爆发，期间举行了多次大大小小的起义，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的许多人更是放弃了家庭生活，放弃了个人的幸福生活，毅然选择了革命道路。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前去革命，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难保，并且还有抄家灭族的危险，我们从前有那样大的危险，还能够去革命，那是什么缘故呢？就是由于我们富有牺牲的精神。”辛亥革命前辈们这种大无畏精神，这种英勇不屈、舍生取义的精神为改造中国和实现“三民主义”奋斗的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深深影响了中国以后的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崛起，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前后将近20年，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和有力宣传使得中国人民爆发了爱国和追求自由的思想，使得中华民族进入了新的觉醒阶段。其次，辛亥革命推动构建了中国现代的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辛亥革命中形成，辛亥革命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在经济上，孙中山致力于发展实业和振兴中华，在思想文化上，南京临时政府倡导自由、博爱和平等的思想，对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向来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辛亥革命揭示了真理：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就有希望和前途，就会发展强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辛亥革命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历届领导人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这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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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关于辛亥革命的论文篇2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专制时代结束，民主共和世纪到来的重大标志；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留给20世纪的中国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伟大思想成果。它的精神是永存的。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民主共和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生于20世纪，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面貌的三大历史性巨变。其中，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第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开启了中国进步的大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石。它的不朽业绩值得我们在其百年之时予以特别的纪念。
一、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正是“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所具有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皇和帝是远古时期对于人间最高统治者的尊称，原来是分开使用的。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秦王嬴政统一天下，觉得自己 “功高三皇，德兼五帝”，丰功伟绩“亘古未有”，远比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要大的多。志得意满之际，于是将“皇”和“帝”这两个原来单独使用的人间最高的称呼合二为一作为帝号，加封给自己，“皇帝”的称号由此产生。又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于是就自称是始皇帝。
从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大约是2000多年，期间被赶下台的皇帝不下几十个，但是除溥仪外，无论是因帝位纷争还是因农民起义的打击，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在这2 000多年里的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旧皇帝被赶下台，新皇帝取而代之，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例外。但是，时间到了上个世纪初，也就是__年前，皇帝在中国的气数终于到了尽头。在辛亥革命滚滚洪流的强力冲击下，内外交困的裕隆皇太后不得不于1912年2月12日代当时刚满6周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统治中国2 000多年的皇帝，就这样被无情地赶下了中国政治舞台，而且从此断绝了后继者（昙花一现的袁世凯和张勋的短暂复辟不算）。
可见，正是辛亥革命给予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史无前例地终结了皇帝在中国至高无上、至尊至极的地位和命运。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绝对不是又一次重复封建王朝改朝换代“新皇帝取代旧皇帝”的历史轮回，而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什么意义和影响呢？就是在中国，“皇帝”从此成为了字词典里的历史名词，成为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古董，彻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寿终正寝”了。这可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巨变。我们当代人因为不是帝王时代受苦受难的亲历者，仅是从书本上甚至影视作品里获得对于皇帝和那个时代的非常肤浅的感知，是很难理解这一历史性巨变的深刻性的。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亲历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__年前曾经说过的：“没有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人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往往是认识不足的，因为他们不能体会到要推翻已经沿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这确实是中国自封建社会形成以来的漫长岁月里所不曾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国不可一日无君”，封建皇帝是秉承天命降世，代表上天统治人间的“真命天子”，人民群众只是具有绝对服从义务的天子的奴仆和子民。绝对不容置疑的封建皇权思想则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和残酷的思想牢笼，任何怀疑、动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的言和行，都被视为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舍得自己的肉一片片被割了才敢把皇帝拉下马，没有几个人具有这样的勇气的。因此，打到皇帝，这在封建社会里是没有几个人敢想的大逆不道的事情。
此外，__年前，从世界范围看，除了美、法等少数国家外，几乎都实行着君主制度，英国有女皇、日本有天皇，德国是威廉一世，俄国是沙皇，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则是国王。即使是今天，已经21世纪了，全世界还有40多个国家保留着君主制度，亚洲就占了一半还多。而中国却早在__年前竟然一下子就把皇帝从权利金字塔的塔尖给拉下来了，把封建统治集团的总头头给毫不留情地敲掉了，这绝对是动地惊天的历史巨变。原来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就这么被打倒了，那么还有什么陈腐、落后的东西不可以怀疑，还有什么能够禁锢住人们的思想？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人们豁然开朗，长期被禁锢的思想获得了空前惊人的解放，革命精神受到极大地鼓舞，反对专制的民主运动持续高涨。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空前加快，迅速走向五四运动、走向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新中国成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因此说，“赶跑了皇帝”是辛亥革命的第一个大功劳，正是辛亥革命把延续了几千年的神圣皇权和皇帝制度统统“送进了历史的坟墓”，曾经是那么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至上思想在一夜之间被彻底颠覆，古老中国运行了几千年的统治规则被彻底打破了，以皇权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社会秩序在整体上乱了套。这就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道路扫除了最大的障碍。而由此开启的则是一个全新的没有皇帝的民主共和时代。因此，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不朽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彪炳史册大书特书的，无论今天我们怎样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专制时代结束，民主共和世纪到来的重大标志
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方面它赶跑了皇帝，颠覆了封建帝制，覆灭了大清皇朝，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另一方面，它创立民国、实行总统制、制定了《临时约法》，颁布了一系列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法令，开创了一个新世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崭新纪元。
总统、国会、宪法，这三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领导“中华民国”政府在帝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法、美式的民主共和国，确立了总统制，成立了临时参议院，并着手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由此将封建专制的中国纳入到民主共和的轨道上，走出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跨进了近代的门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一件有着破天荒意义的伟大事件。“中华民国”的创立成为专制时代结束，民主共和世纪到来的重大标志，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又一伟大成果。“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全新的国家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中华民国”的开创性首先体现在与世界先进的政治制度接轨，标志是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正式宪法颁布前的国家根本大法。它所做的“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的规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人民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义务。
《临时约法》以美国和法国的“三权分立”、“代议政治”原则为指导，规定了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等各自的权限，确立了限制总统权利的“责任内阁”制。由此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体现民主共和精神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部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以“主权在民”为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彻底地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体制，它引导并且规定着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方向，为使中国不可逆转地由封建专制政体转轨到近代民主共和政体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由此而奠定了民国大厦的基石，在制度层面上完成了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同样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除了制订根本大法《临时约法》外，南京临时政府还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月中，通过颁布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了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由此将中国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
“自由尽是新风尚”，这是对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习俗改良成果的最好的概括。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1912年3月5日，上海的《时报》发表题为《新陈代谢》的文章，其中写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剪发兴，辫子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总统、议会、宪法、政党出现了，国体改变了，政体改变了，民主共和初步由理想变为现实；辫子剪掉了，服饰改换了；黄龙旗扔掉了，五色旗飘起来了。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政党政治的初步实践，社会团体的竞相成立，社会舆论的空前活跃，报刊杂志的论争激辩，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急剧变革，改变着古老中国的社会面貌，一系列中国人闻所未见的新生事物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兴旺与新生气象，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面貌为之一新。
三、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1906年，同盟会在《革命方略》中写道：“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些话在今天听起来似乎平淡无奇、波澜不惊，但是在__多年前的中国社会，产生的却是石破天惊、震撼人心的力量。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推翻皇帝统治，这种翻天覆地式的社会大革命，深刻和直观地对中国民众进行了一次民主主义的教育和洗礼，它在推动中国迈入现代化门槛的同时，阻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民主共和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辛亥革命以后一种社会共同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时代意识。正如梁启超所云：“任凭你像尧舜那样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样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历史发展的事实确是如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张勋复辟更是短命到12天即草草收场，都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欧洲早期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却要曲折的多，经历了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时间斗争。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英国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进行了长达48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法国从1789年至1830年，再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经过三次封建王朝复辟，共历时86年，共和派才最终战胜帝制派稳固了政权；而从整个欧洲范围看，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到1871年德国统一实现，前后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反复较量，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才最终定局。
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在一个世纪前的中国，这种阻力却要小很多，封建势力复辟帝制无一成功者，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只能是昙花一现。
袁世凯窃据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居于统治的最高层，拥有着无限的权利，掌握着庞大的军事机器，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的政权，他的统治权威，在当时实际上比前清皇帝还要强大。
1915年12月13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自任皇帝。袁世凯背叛共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立即激起全国愤慨，遭到了经受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刻洗礼的社会各界的群起反对。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号召全国人民奋起为重建民国而斗争，很快就形成了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对敢为帝制的袁世凯“天下共击之”的局面。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重归共和。两个半月后的6月6日，四面楚歌、众叛亲离，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万民唾骂声中忧惧而死。
张勋原是晚清江南提督，统帅江防营驻扎南京。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勋负隅顽抗革命军，战败后溃守徐州、兖州一带，继续与革命为敌。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拥兵徐州，成为一时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1917年5月下旬，“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段祺瑞因解散国会问题发生严重冲突，争相拉拢张勋。别有用心的张勋乘机率“辫子军”于6月14日进入北京，表面充当黎、段之间的调解人，暗中策划发动复辟。1917年7月1日凌晨3时许，张率领诸人在养心殿向废帝溥仪行三拜九叩礼，奏请复辟。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同时公布9项施政方针，连下8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复辟消息传出后，也是立即遭到了举国一致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组成讨逆军，防守的“辫军”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仅上演了12天，就在千夫所指中狼狈收场了。自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敢于帝制自为者”。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张勋等人喧闹一时的复辟逆流，之所以终于未能翻起大的波澜；复辟封建帝制在与捍卫共和体制的较量中，之所以只三两个回合就以失败告终，而没有像英法等国家那样经历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探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完全地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在人们心中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地位，“逆势者亡”则成为所有敢于倒行逆施者无一能够逃脱的铁的定律。两次复辟闹剧，不仅没有中断民国，反而进一步证明了“民主共和”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历史潮流，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而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启程来说，应该看到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它在一定的意义上减轻了复辟与反复辟长时间反复较量将必然带来的社会震荡；减小了中国由一个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闭关锁国的、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转型的代价，减低了维护民主共和体制的成本。
“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留给20世纪的中国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伟大思想成果。它的精神是永存的。
近代史关于辛亥革命的论文篇3
《辛亥革命的眼泪》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仸务幵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有失败的一面。关于辛亥革命，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成功了，又有人说它失败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它呢？
关键词：封建 民主 成功 窃取 失败 辨证
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来人们指点评判、众说纷纭，其中褒贬各占、成败俱有，下面就让我们理性回眸一下，辨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但是我们仍然从某个角度要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仸务，中国仍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中国人民没有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即由于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产生依赖和妥协，因而他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力量强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想以一己之力来推翻它，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扩张的年代，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革命，这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
因此，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能因为后来的“热月政变”而否定其本身的胜利一样。我们应该以历史辨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伟大的历史功绩，又不回避后来遭到的挫败，幵从中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将会成为中国滚滚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
近代史关于辛亥革命的论文篇4
《浅析辛亥革命》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生于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的艰难时代，清王朝处于最为没落的时候，孙中山带领全国的爱国青年掀起了这场革命。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建帝制转换为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专政。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专政；民主；孙中山；成功；革命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
1894年初，孙中山先生放弃了医学事业，面对中国的各种苦难，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这年，他拟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这年六月他在天津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借鉴，上书也没有被采纳。为此说：“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东三省，不久，日俄利益发生冲突，由日俄瓜分东三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各项权益，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图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2、“新政”的失败
1901年一月，清政府颁布所谓“整顿政事”的上谕，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力量的强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心怀不满，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无可忍受，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发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爆发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但是由于事机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此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宣传革命筹集资费；1900年爆发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者被杀头；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无数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上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为严重，于是从湖南调兵过来镇压，造成湖南防守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的革命，它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虽然后来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出现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他们不能颠覆人们心中的民主观念。
2、经济影响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但是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文化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会影响
近代史关于辛亥革命的论文篇5
摘要：辛亥革命的动力是由革命党、立宪派、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派等多种力量组成的反清阵营，立宪派压抑党人，袁世凯迫孙让位应视为阵营内部的斗争，不能作为失败的依据。立宪派“保路”引发武昌起义，策动“独立”促进清朝统治的瓦解，袁氏集团拥护“共和”迫使清廷退位，革命阵营扩大恰与胜利同行。辛亥革命的目标可以理解为“主体预设”和“后人规定”等多层任务，要求彻底完成后人规定的反帝反封建任务，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据此不足以证明其失败。辛亥革命基本完成了主体预设的三民主义，也参与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表明了胜利。辛亥革命付出代价决定于专制的顽固与满汉之间的对峙，革命后的割据根源在于封建经济与列强干预，代价与混战也不能证明失败。革命促进了政治体制、经济基础与文化意识的进步，受益大于成本，再次印证胜利。
关键字：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过去了__年，关于其成败得失的争论也几乎持续了__年，有的论者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笔者以为，这一结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大量的历史事实均佐证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有的论者认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显然，这一结论不合逻辑，因为评价成败应该依据主导因素作总体考察，而不是作经验教训的局部分析，胜利与失败不可并存。本文试图通过对“主体失权论”、“目标未遂论”以及“性价失衡论”的质疑，论证辛亥革命的成功。
一、“主体失权”论与多种主体
坚持辛亥革命失败论者的第一个依据是革命主体对于政权得而复失。他们认为，武昌起义以后，部分独立省份的领导权落入比较温和的立宪派手中，标志着部分地区革命派失去政权，失败的过程已经开始；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标志革命领袖失去政权，这是失败的关键；北京政府建立以后，从握有一定权力的“同盟会内阁”到徒有虚名的“国民党内阁”，标志着革命政党失去政权，这是失败的又一表现。在失败论者那里，“地方革命派、革命领袖、革命政党相继失权”的事实，不符合“在斗争中打败对方”的胜利意义，恰恰符合“在斗争或竞赛中被对方打败”的失败逻辑，于是，失败论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失败论者忽视了至关重要的概念界定：辛亥革命的对象与动力到底是谁？
关于辛亥革命的对象本来没有异议，就是既代表君主专制制度，又代表民族压迫，而且一定程度成为洋人朝廷的清王朝。但是，依照失败论者上述观点，如果立宪派以及部分与之接近的官僚上台掌权就意味着革命失败，那么其潜台词便是：无论其对革命的态度如何，立宪派以及部分与之接近的官僚均被列入革命的对立面，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种将立宪派以及部分与之接近的官僚与清王朝画等号的逻辑显然有误。
关于辛亥革命的动力需要作仔细分析。当时，曾有同盟会员写道：“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平民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1]虽然，文章重点在于革命原因，但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革命并非党人独创，革命阵营不断扩大的真相。现今，部分海外学者议论辛亥革命为国民革命，其观点可以商榷，但也引发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参与者十分广泛这一事实的关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辛亥革命是由历史合力推动的真相越发明显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为失败论者所诟病的立宪派，其实是革命阵营的组成部分。这一政治集团的思想主张与革命派有相同之处。他们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其强烈程度与同盟会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主张扩大民主权力，尽管长期以立宪为旗号，程度不及共和派，但不可否认，希图在中国实施现代民主制度的方向与同盟会的主张基本一致。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于满洲贵族专横跋扈十分不满，当然其激烈程度较之激进派相对温和，正是据此学术界也视其为资产阶级代表。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与革命派存在隔膜，但是彼此并非截然对立。被视为立宪派中最反对革命的康有为其实也没有完全抹杀革命，他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合理性，并且宣称如果清王朝倒行逆施，革命也是“吾国自有之意”[2]。立宪派中较为激进的梁启超更是认为革命天经地义，认为革命乃“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是一种“别造一新世界”的变革[3]。其言语竟然与同盟会如出一辙。
这一集团的行为曾与革命相互配合。1901年，维新派组织了“自立军起义”，几乎和兴中会等组织同时发动了反对清王朝的武装斗争。尽管立宪派与同盟会存在诸多分歧，但其主持的宣传民主、收归路权、抵制美货等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暴露后，立宪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武装斗争，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武昌起义后，立宪派策动南方各省独立，立宪派推动和谈，促成推选袁世凯为总统，建立了北京政府。
这一集团的演变日益向革命靠拢。如果说在“皇族内阁”出现以前，立宪派对“暴力革命”尚有保留，是向清廷进攻的另一不同战线，参与了广义的“民主革命”，那么，在这以后部分立宪派加入了更严格意义的革命阵营，并为之鞍马劳顿。因此，立宪派非但不是革命的对象，而应视为革命的动力。
被失败论者视为罪魁祸首的袁世凯集团，其实也曾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宪派，进入革命阵营。戊戌年间，袁世凯曾列名强学会；新政期间，他提出以扩练新军、广兴学堂、派遣留学为内容的新政要点十条，与深受张謇等立宪派影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南北呼应；世纪之交，他在直隶认真推行现代化新政，俨然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政典范。
袁世凯与立宪派交往频繁。他与江浙张謇、郑孝胥集团关系甚密，早在1904年，张謇就写信给自己原来的学生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4]，并“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小室信夫”[5]。袁世凯则恭维张謇：“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伦领袖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不多让”，并表示“鄙人不才，愿为前驱”[6]。1906年12月，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袁世凯派人参加，表示支持。他还多次向朝廷举荐张謇、郑孝胥等立宪派人士，例如，1908年初，袁世凯、张之洞曾联名保奏杨度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以至于：“宪政编查馆所颁宪法，汪荣宝、杨度所拟居多”[7]。
共同的立宪目标促成了朝野两派的靠拢。当资产阶级立宪派发起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时，袁世凯等人也一改原来立宪要有“预备”的初议，纷纷上折要求“加速”。这样，在立宪的基点上他们实现了结合。由于袁世凯的显赫地位以及对预备立宪的积极态度，竟被资产阶级立宪派视为立宪运动的中坚，杨度就公开赞许他是政府立宪的首脑，张謇则称赞他“伟哉，足以伯仲大久保”[8]。
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这种密切联系，既推动着他们倡行立宪，也是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重要原因。如果同意将袁世凯等旧官僚归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那么，他们由立宪转而革命，也就并非难以理解。
历史表明，袁氏对于革命态度经历了明显的转变。历史将袁世凯推到了十字路口，或者遵循“忠臣”的本分，成为清廷的殉葬者；或者顺应历史的潮流，协助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共和的新起点，历史在考验着袁世凯的胆识与魄力。张国淦的一段记忆令人玩味：“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后经汪精卫、魏宸组游说，“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9]从“不言共和”到“不言君主”，从“不妨研究”再到“半推半就”正是袁氏对共和与革命态度变化的缩影。
袁氏与清廷的裂隙早已有之，1908年，满洲亲贵以“足疾”为由，迫使袁世凯离开政权中心，朝中重臣几成刀下之鬼，政见之争叠加权力倾轧，已促使袁世凯心生反清情愫。袁世凯出山以后开始了向革命的靠拢。出山之初，他提出组阁六条，要求不究党人，留下妥协伏笔。出山之后，“亦有深意”[10]地派主张共和的唐绍仪为代表参加南北议和，果然，唐在第二次会议上便宣布：“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11]。惜阴堂私下会晤，“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12]。最后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国体。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寥宇春秉承袁的意旨，向黄兴提出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为总统的条件。袁世凯同革命阵营眉来眼去，也透露出他对清廷的叛逆。1912年1月3日，袁授意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16日，袁内阁正告清廷：“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应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13]为了反击“宗社党”武装反抗的阴谋，袁又让北洋将领致电内阁，强硬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接着扬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准备兵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无法抵御内部的反戈一击，终于在袁世凯的逼宫下，宣布退位。尽管袁世凯曾经与革命党刀枪相向，但毕竟“背叛皇帝”，“成了共和派”的同路人[14]，而且正如孙中山所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15]这个正在转变的袁世凯同样不能被视为革命对象，他确实为革命出过力。
当我们转变观测视角，从视立宪派与袁氏集团为革命对象，转为革命动力，那么失败论者的所谓失败过程就会完全改变，成为胜利的过程。立宪派领导“保路”，引发了武昌起义的鼓号齐鸣，恰是革命胜利的开端；立宪派策动“独立”，促进了清廷在全国统治的土崩瓦解，恰是革命胜利的扩大；袁氏集团拥护“共和”，最终迫使清廷退位，恰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样，辛亥革命的革命动力被革命对象打败的逻辑便不能成立。
当然，我们不否认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着复杂斗争，有时斗争还比较激烈，即便是失败论者视为革命基本动力的同盟会内部也确实出现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涣散状况，但是，所有这些斗争同反对民族压迫、建立民主制度、追求国家富强的最大障碍———清王朝这一革命的基本斗争相比较，均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用这些次要矛盾的得失否认主要矛盾的胜败显然不妥。我们也承认这些矛盾斗争在革命胜利后，会发生转变，甚至变为社会主要矛盾，但这毕竟是后来之事，用这些后来矛盾的得失否认当时矛盾的成败同样不妥。正像不能由于平等派、掘地派被镇压，清教分裂解体，就完全否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能由于雅各宾派的败亡，就断言法国大革命失败；更不能由于林肯被刺就全盘否定美国的南北战争。
二、“目标未遂”论与多重目标
坚持辛亥革命失败论者的另一依据是革命目标没有完成。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全面实现民族、民主、民生的三大预期目标，也没有解决包括推翻封建制度、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在内的民主革命基本任务。由于目标没有实现，胜利当然有误，失败才合乎逻辑。但是，失败论者对于目标的理解以及对事实的认识均有偏差，因为没有正确解释：革命的目标是什么？目标由谁规定？目标合理与否？
革命目标应指参与主体的预期任务。学术界公认的革命目标就是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是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评价其成败，主体预期实现与比预期合理与否更为关键，因为预期合理与否，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没有实现的预期，必有不合理之处。
历史表明，三民主义的主体内容基本合理，而且基本实现了。民族主义反映了当时国内满洲贵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折射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民主主义反映了封建君主专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标志革命者再一次向目标发起了冲击。1912年1月，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标志着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1912年2月，清廷被迫发出退位诏书，内称：“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16]退位诏书的发布，不仅宣告大清帝国268年统治的灭亡，实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预期目标，也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初步完成了“建立民国”的预期任务。这一历史事件意味着辛亥革命使命的最终完成。
毋庸讳言，三民主义存有不合理之处，目标的实现也非无可挑剔。例如“平均地权”，希望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包含着超前空想的成分，并没有被革命者广泛接受，也没有完全实现。
但是，主要目标的实现与局部目标的局限比较，显然前者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此确定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正如宋庆龄先生所言：“清帝逊位，是辛亥革命最显著的成就。它的意义，实极巨大，因为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已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使含有世界人类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专制政体消灭，这真是世界史上进步的一个碑石。”[17]
革命目标允许后人归纳与规定。推翻封建制度、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就不是当时人们的预定，而主要是后来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归纳，进而又反过来对历史主体作出的规范性规定，当时对于“封建制度”、“帝国主义”、“民主革命”等概念尚没有科学系统的理解。在评价革命成败之时，后人归纳与规定的目标合理与否比实现与否更关键，因为只有归纳与规定的任务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具有必要性，事物才具有进步意义，才可能冠以革命称号。同时，归纳与规定还必须符合实际环境，具有可能性，才能作为评价依据，否则，将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强加于历史之上，然后因其没有实现，从而苛求前人，显然有悖公允。
那么，“推翻封建，摆脱压迫”作为任务对于辛亥革命合理吗？说其“参与”，具有合理的一面，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间接冲击帝国主义的归纳是真实的。要求其“完成”，并且还要“彻底”，却显然不合理。首先，不合国情。环顾中国，无论是落后低下的经济水平，还是分散弱小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无论是国内纷乱的政局，还是国际列强的干预，都决定了中国根本不具备短时间彻底推翻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条件。
其次，不合规律。纵观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大都曲折与漫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1649年把英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直到1688年才以政变的形式，使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历经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确立民主共和政体，其间动荡了86年。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更历经了1775年至1783年的8年独立战争和1861年至1865年的5年南北战争，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延续了82年。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西欧国家打倒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尚且如此艰难曲折，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和有着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封建统治的中国，怎么能够要求辛亥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完成如此艰巨的历史使命？同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成功先例相比，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并不逊色的阶段性成果。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9]辛亥革命积极地实践与推进民主革命，并且完成了革命接力的第一棒，这是伟大的胜利。至于将当时难以完成的任务，民主革命全部的重担——“彻底推翻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强加于辛亥革命之上，我们认为，这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是研究的失败。
三、性价失衡论与多层受益
还有的失败论者认为，革命的代价与结果不成比例，试图否定中国近代的所有革命。在他们那里，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革命，其爆发的原因不是社会矛盾激化，而是贯穿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思想，是革命者非理性的主观意志导致了革命。革命的后果不是推动历史进步，而是无休止的内战，是社会生产的破坏，是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同改良相比，革命付出了高昂成本，带来的主要是破坏，结论当然是失败。然而，这一观点同样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没有客观回答：革命是否可以避免？革命利弊孰重孰轻？
客观事实证明，辛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曾说：“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20]。辛亥革命是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20世纪初的清政府对内反对改革，成为腐败的政府；对外屈膝妥协，成为洋人的朝廷，清廷已经沦为中国现代化必须铲除的巨大障碍。尽管清政府在强大压力下也曾作出改革的姿态，但是对戊戌君子的血腥屠杀，对立宪活动遥遥无期的“预备”，对官制改革皇族至上的“集中”，对路矿权力肆无忌惮的“收归”，都表现了清政府的顽固不化。正是这种腐朽与顽固将一批批改革者“逼上梁山”，投身革命。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从主张改良转向革命之路，张謇、汤化龙等“立宪派”从“不信政府，谋求自治”转向“服膺革命，筹划独立”，袁世凯、程德全等“旧官僚”从“忠君立宪”转向“叛君共和”，凡此种种，绝非主观激情所致，恰恰是客观情势所迫。
人类历史曾有通过改良维新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事例，例如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但是，正如众多论者所论，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不允许中国走这条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代中国众多社会矛盾之中，还存在着尖锐的国内民族矛盾。辛亥革命之前，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曾说：“满人汉人之争阋，由来久矣。立朝者，或欲因立宪以弭此争端，不知在他国所谓保守、进步主义之争，在清国议会，即成为满汉两种之争。”[21]这一番话固然不无夸大之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满汉矛盾的客观存在。
满族是人数较少的民族，在其建立并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其自傲与自卑的心理交替出现，曾经发生过残酷的民族镇压，为满汉之争埋下刻骨铭心的伏笔；也曾经试图弥合满汉矛盾，但长期依然是“巡抚满汉各一半，总督汉人无一人”，裂隙尚存。太平天国运动后情况改变，满族亲贵无力应付内忧外患，只能求助汉族官僚和士绅，汉臣的地位有极大提高，甚至出现“尾大不掉”的“东南互保”。对于权力的削弱，反过来又深深刺激着满族亲贵的神经，对曾国藩曾有“布衣登高，终非宜事”的恐惧，对袁世凯更以“足疾”为由驱赶回乡。
对于立宪改良，满洲亲贵必然高度戒备，中村进午的揣测合情合理：“满人若以为藉自己立宪之功，为能得亿兆之心，必有感戴讴歌之报，其愚遂不可及矣。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中村进午道出了慈禧太后及其后继者载沣等人的后顾之忧。于是，满族亲贵的民族意识又为君主专制加上了一层顽固不化的盾牌，不砸碎，不足以变革。
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特殊环境与历史演变培育了其较强的民族优越感，对于满清统治一致存有不满。太平天国以上帝的名义，书写“奉天讨胡”的檄文，义和团以明朝遗民朱红灯的名义，举起“反清灭洋”的旗帜；同盟会以革命的名义，喊出“驱除鞑虏”的口号，甚至曾经反对革命的梁启超也表示：“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自变其说；即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22]所有这些足以证明反满情绪时时激荡于中国社会，与民主浪潮一道锻造着反清的长矛，不革满清之命，难取社会支持。如果说日本的同族天皇可以被奉为维新的象征，中国长期的满汉矛盾却难以出现改革与君主专制的妥协，历史合力决定革命在所难免。
事实还证明辛亥革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进步。的确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苦难。但是，这不是革命的必然结果，那种把割据和内战，简单地归因于革命赶走了皇帝，显然是神话了皇帝的作用。历史上，皇帝治下，群雄割据、连年混战屡见不鲜，“君主”的作用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描绘的那样神通广大，更不要说是多数民族不可接受的满族皇帝，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的先导正是满清皇帝腐败无能，不能进取。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混战，根源于根深蒂固的封建经济，根源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直至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了封建势力、赶走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军阀混战问题才得以解决。
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新气象。曾经动摇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梁启超称：“民国元年、二年不啻唐虞三代之盛。”[23]首先，民主共和政体正式建立了。国会建立，宪法制定，元首选举，否定了君权神授。几百个社团，几十个政党如“雨后春笋”，政党政治“蓬勃兴起”[24]，反映了民权上升。尽管当时不够完善，后来饱经磨难，但毕竟从无到有，为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共和的基石，正如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25]其次，文化更新迈开了新步伐。五百余种报刊，风起云涌，蔚为大观[26]，从天赋人权到社会主义，各种主张都可以公开演讲，见诸报端。不仅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包括洪宪帝制在内的一切复辟行动的巨大障碍，而且陈旧思想枷锁的加快解体，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文化开辟了道路。再次，经济发展跨入新阶段。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共和制新国家的建立，再次掀起实业救国的热潮，发出现代化的动员令，政界制定政策，实业界热情投资，科技界积极参与，民众抵制外货，为最终迎来民族经济的“春天”准备了条件。
综上所述，不以人划线，“主体失权”论便无依据；不苛求前人，“目标未遂”论便无依据；不主观臆断，“性价失衡”论便无依据。据此，我们可以认定辛亥革命的胜利，尽管其中也有诸多不足与教训。
[参考文献]
[1]精卫：《论革命之趋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25页。
[2]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钟叔河编：《定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10册，第335页。
[3]龚书铎：《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4]袁克文：《容庵弟子记》卷3，台北文海出版社，1913年版，第18页。
[5]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6]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7]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中华书局，2007年版。
[8]张孝若：《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3页。
[9][10][12]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305-306、305-306页。
[11]《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
[13]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71页。
[14]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页。
[15]《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页。
[16]转引自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一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45-246页。
[17]《宋庆龄论辛亥革命》，《中国建设》中文版，1981年第9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1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27页。
[20]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21]转引自郭世佑：《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日本孙文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的多元构造——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神户》，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Ⅳ，汲古书院，2003年版。
[22]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七，中华书局，1936年版。
[23]《共和党地位及其态度》，《庸言报》1卷10号。
[24]邹鲁：《民初之国会》，《革命史谭》，第179号。
[2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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