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专题范文>公文范文> 正文

0301054【范文汇编】新型基础建设(新基建)研究报告等参考资料汇编(全文完整)

小新秘书网 发表于2023-06-03 16:45:07 来源:网友投稿

任泽平:中国新基建研究报告

2020-03-1615:04:00

  文: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熊柴孙婉莹梁颖

  李晓桐、姜文镪、李博、辛悦对本文有贡献

  导读

  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金融海啸、中美贸易摩擦、转型升级等重大挑战,我们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参见《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等),引发了社会各界大论战,资本市场反响强烈,这是市场和投资者在投票,但也有不少反对声音和误解。总体上这些讨论是客观理性的,推动了认识深化、公共政策形成以及社会进步。

  “新基建”将点亮中国经济的未来,提振各方信心,是应对疫情、经济下行和推动改革创新的最有效办法。正成为朝野共识,中央密集点名,地方纷纷发力,市场普遍响应。

  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

  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需要新基建。从需求侧,新基建有助于稳增长和稳就业,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供给侧,新基建为中国创新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至高点创造基础条件。

  当然要把好事办好,真正起到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的重大作用,防止“新瓶装旧酒”“重走老路”“四万亿重来”,避免沦为又一次纯粹货币超发的饮鸩止渴。

  我们正站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疫情全球大流行只是导火索,根源是货币长期超发的全球经济金融社会脆弱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12年过去了,美国欧洲主要靠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债务杠杆上升、居民财富差距拉大、社会撕裂、政治观点激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从金融周期的角度,这可能是一次总的清算,该来的迟早会来。

  因此,这一次应对要以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财政政策又应以新基建和减税为主,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放大效应和乘数效应。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客观专业系统深入研究中国新基建的内涵、潜力、影响及建议。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目录

  1当前中国基建的国际比较1.1总体:中国基建助力世界工厂地位1.2经济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1.3社会基建:与美日等差距较经济基建更大2新基建的内涵与意义2.1内涵丰富: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2.2意义重大: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3新基建空间巨大、带动效应明显3.1新一代信息技术:万物互联、赋能未来3.2特高压:建立能源互联网的关键一环3.3充电桩:服务新能源汽车,助力汽车强国梦3.4城际高铁轨交: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4政策建议4.1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4.2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4.3新方式: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注重科学规划和分步实施4.4软基建: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正文

  1当前中国基建的国际比较

  1.1总体:中国基建助力世界工厂地位

  基础设施指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国际上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共分为三层:狭义指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港口、机场)、能源、通信、水利四大经济基础设施,更宽松的定义包括了社会性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油气和矿产,最广定义延伸至房地产。

  基础设施具有强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受益范围广、规模经济等特点,其基础地位决定相关建设必须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前面,否则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适度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快速成长为基础设施大国,为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制造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从数量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7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达到48万亿美元(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位列世界第一,但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为3.5万美元,在149个经济体中居第37位,明显低于日本(6.4万美元)、俄罗斯(5.7万美元)、美国(4.6万美元)等。

  从质量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评分为77.9(百分制),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低于日本(93.2分,第5名)、美国(87.9分,第13名)等发达国家。

  

  

  从区域看,因过去资源长期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到基本平衡,欠发达地区尽管密度较低但人均水平不低,部分人均指标甚至较高,反观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聚集而短缺。

  比如,在交通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铁路路网密度分别为342、281、73、234公里/万平方公里,高速公路路网密度分别为442、351、79、154公里/万平方公里,西部地区确实很低;但从人均长度看西部地区较高,2018年四大地区铁路万人均长度分别为0.59、0.78、1.31、1.70公里,高速公路万人均长度分别为0.76、0.97、1.41、1.12公里。

  在医疗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每千人床位数分别为5.47、6.12、6.49、6.75张,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别为2.85、2.38、2.39、2.65,每千人护士数分别为3.10、2.70、2.97、2.80人,每百万人三甲医院数分别为1.08、0.85、1.01、1.52,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床位数、护士数、三甲医院数均不低,医师数稍低。

  

  

  1.2经济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

  1、能源领域:中国发电量和能源消耗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低,清洁能源占比低。在发电量方面,根据《2019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18年中国发电量为7111.8太瓦时,位居世界第一,高于美国(4460.8太瓦时)、日本(1051.6太瓦时),但人均发电量(5106.4千瓦时)远低于美国(13634.6千瓦时)、日本(8311.1千瓦时)。

  在能源消耗方面,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数据,2018年中国消费一次能源总量3273.5百万吨油当量,高于美国的2300.6百万吨油当量和日本的454.1百万吨油当量;人均消费2.35吨油当量,仅为美国(7.03吨油当量)的33.4%和日本(3.59吨油当量)的65.5%。在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为23.1%,而美国仅为5.7%。

  在清洁能源消费比例方面,根据2019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能、可再生能源分别占比58.2%、19.6%、7.4%、8.3%、2.0%和4.4%,清洁能源合计占22.1%;而美国分别占比13.8%、40.0%、30.5%、2.8%、8.4%和4.5%,清洁能源占46.2%;日本分别占比25.9%、40.2%、21.9%、4.0%、2.4%和5.6%,清洁能源占34.0%。

  

  2、交通运输领域:1)铁路:中国铁路里程仅次于美国,但密度大幅低于美日,其中高铁里程世界占比超2/3。2018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13.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6年,22.5万公里),铁路密度为137.1公里/万平方公里,远低于美国(246.0公里/万平方公里)、日本(749.1公里/万平方公里);人均铁路里程为0.95公里/万人,也大幅低于美国(6.88公里/万人)等发达国家。高铁方面,2019年中国高铁营运里程超3.5万公里,全球占比超2/3。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铁路服务效率评分仅59分,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24,稍高于印度(57.0分,世界第30名)和英国(55.2分,世界第31名),明显低于日本(96.0分,世界第1名)、美国(69.2分,世界第12名)。

  

  2)公路:中国公路里程仅次于美国,密度大幅低于美日。2018年中国公路里程为484.7万公里,公路密度为5048.5公里/万平方公里;而美国为672.2万公里,密度为7348.6公里/万平方公里;日本2015年为121.9万公里,密度为33431.3公里/万平方公里。中国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占比分别为2.9%和2.3%,而美国高速公路占比1.9%,英国A级公路占比12%。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道路质量评分为59.7分,排名世界45位,明显低于日本(84.8分,第5名)、韩国(81.6分,第9名)、美国(74.5分,第17名)等发达国家。

  3)机场:中国公共机场仅235个,相当于美国的62%。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CIA和美国联邦航空局数据,2018年中国颁证公共机场235个,平均每亿人拥有16.9个公共机场;美国公众机场5099个(其中380个承担99%航空客运量),私人机场14528个,平均每亿人拥有116.1个公众营运机场;日本175个(2013年),平均每亿人拥有138.3个机场。中国航空运输量及注册运营商全球出港量为436万次,美国为964万次。从航空服务效率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得分仅60.7分,位居世界第66名,而美国、日本、印度分别为79.6、86.7、64.3分,分别位居世界第10、5、59名。

  4)城轨: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居世界第一,人均高于美国,但低于日英法德俄。按照国际较为常用的分类方法,城轨分为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三类,从总量上看,根据《2018年世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统计与分析》,我国城轨里程共计5766.7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里程的22.09%;其中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里程分别为5013.3、420.8和332.6公里,分别占全球地铁和轻轨里程的35.3%、32.5%和3.1%,地铁、轻轨里程也是世界第一。但从人均来看,中国人均城轨里程4.1公里/百万人,高于美国的4.0,但低于日本的7.0、英国的13.1、法国17.7、德国的38.0和俄罗斯的7.5。

  

  3、通信领域:中国互联网覆盖面61%,明显低于美国的76%、日本的85%。互联网覆盖面、网速等可反映出各国通信基础设施情况。在覆盖面方面,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和《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2019年6月中国网民达8.54亿,覆盖面61.2%,2018年英国94.9%、日本84.6%、德国89.7%、法国82.0%、美国87.3%。在网速方面,根据Speedtest2020年1月全球网速测评数据,中国大陆移动网络网速在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固定带宽网速在176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7,而美国分别排35/140、8/176。此外,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平均每百万人拥有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447个,低于中等收入国家(925个)和全球平均水平(6173个),远低于美国(65768个)。

  4、水利领域:中国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比达18%。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2018年我国供水稳定性(没有中断和流量波动)评分为64.9分,排名世界第68位,低于日本(94.6分,世界第12名)、美国(86.1分,世界第30名)、德国(84.9分,世界第34名)等发达国家;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全球排名74,远高于并列第一的美国、德国、英国的0.3%,日本的1.9%(世界第27名)。

  1.3社会基建:与美日等差距较经济基建更大

  1、科技领域: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人均科研人员数远低于美日,基础研究薄弱。在研发投入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低于美国(2.8%)、日本(3.2%)、韩国(4.6%)、法国(2.2%),从绝对额看,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在研发人员方面,2017年中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和技术人员数为1234人,美国(2016年)、英国、日本、韩国为4256、4377、5305、7514人,中国约为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29%、28%、23%和16%。在研发投入结构方面,中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阶段的投入占比分别为5%、11%、84%,而美国分别为16.9%、19.6%、63.5%,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明显薄弱。

  2、教育领域:中国高校数量质量全面低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在教育程度方面,根据联合国统计,2018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3.4、12.8、14.1年;2018年中国学龄儿童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6.3、15.2、17.1年。在高校数量方面,当前中国大学有2956所,而美国有7236所,日本有1112所。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根据中国教育部和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为48.1%,美国为88.2%(2017年),日本为63.2%(2015年),英国为60%,韩国为94.3%。在高校水平方面,根据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美日进入全球前100名的大学分别有6、29、5所,进入前200名的大学分别有7、46、10所,进入前500名的大学分别有24、89、41所。

  3、文化领域: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是美国的18%、35%。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数据,2018年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分别为5354个、3176个,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众藏书楼数量分别为3.8、2.3个;美国现有30168个博物馆,公共图书馆9057个(全美图书馆共116867个,公共图书馆占比7.7%),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为92.3、27.7个;日本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1287个、3296个,每百万人拥有数量为10.2、26.1个。

  4、医疗卫生领域:中国人均护士数差距明显,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有待提高。在床位、医生数、护士数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中国每千人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分别为4.3张、2.0人、2.7人,而美国为2.8张、2.6人、11.7人,日本为13.1张、2.4人、11.3人。其中,在ICU床位方面,根据2015年第三次ICU普查数据,中国华东地区ICU床位数占总床位数比例为1.67%,而美国在2010年就已达到13.4%。根据《柳叶刀》2018年对全球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HAQ指数)排名,中国得分78、排名48,而美国得分89、排名28,日本得分94、排名12,印度得分41、排名145;中国在孕产妇安全、消化系统疾病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得分较高,但肿瘤和心血管疾病、慢性肾功能疾病、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卒中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等对医疗水平要求较高的疾病上得分较低甚至垫底。

  

  5、体育领域:中国人均体育场地用地不到2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共有体育场地195.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25.9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6平方米,远低于美国(16平方米)、日本(19平方米)等发达国家。

  6、养老领域:中国人均养老床位数为美国84%,且利用率不高。根据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末中国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27.1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9.1张。根据Statista估算,美国2015年养老床位合计166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4.8张。不过,中国现有养老床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比如2017年北京市养老机构实际入住率约为60.2%。

  7、环保领域:中国单位GDP能耗超过美日2倍,空气质量居全球第120名。在能耗方面,根据BP数据,2018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9.55千英热/美元,而美国为4.45千英热/美元,日本为3.63千英热/美元。在空气质量方面,根据耶鲁大学《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国环境绩效指数为50.74、在180个经济体中排名120;而美国71.19,排名第27位;日本74.69分,排名第20位;瑞士87.42分,排名第1。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PM2.5的平均浓度为53μg/m?,高于世界水平(46μg/m?),而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PM2.5平均浓度为7μg/m?、12μg/m?、25μg/m?、12μg/m?和12μg/m?。从大城市看,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19年12月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和美国环境保护署数据,2019年12月北京、上海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45μg/m?、50μg/m?,而2019年华盛顿都市区和纽约大都市区的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9.5μg/m?、11.1μg/m?。

  

  

  2新基建的内涵与意义

  2.1内涵丰富: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中央近期密集点名新基建,其内涵不应局限在信息领域。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持续密集部署。从中央会议内容看,新基建侧重于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根据央视中文国际频道3月2日报道,“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在央视频道划分的7大领域,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均非信息领域。

  

  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能更好支持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在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这是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这是新基建与老基建最大的不同。从根本上讲,基础设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为人口和产业发展服务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链要迈向全球中高端,新时代对基础设施产生了新要求。

  因此,“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的话,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当然,在一般基础设施领域,须注重通过数字化改造和升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需求看,新基建需更好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居民消费升级有两个明显变化趋势:一是服务消费逐渐取代商品消费成为主导。1946-2016年美国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分别年均增长7.3%、5.6%,服务消费比重从40.3%持续增至69.0%。二是以休闲娱乐、医疗护理为代表的高层次享乐需求持续上升,1946-2019年占比从16.0%升至30.8%。

  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导新时代,2010-2018年最终消费率从48.5%持续升至54.3%,2014-2019年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预计将在3年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老龄化加快,中国发展享受型消费快速增长,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新兴消费方兴未艾。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看,2012-2019年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上升1.2、2.5个百分点。

  

  

  从生产看,新基建需为中国创新发展、绿色环保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新动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等。新旧动能最大的区别在于,由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由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绿色环保的集约型增长方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从科技发展方向看,从日不落帝国到美元霸权,不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无一不是依靠抓住某次关键的产业革命机遇而成功崛起,最终成为世界的科技与经济中心。人类在18世纪进入蒸汽时代,19世纪进入电气时代,20世纪进入信息与互联网时代,随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熟,21世纪将步入智能时代。

  智能社会由三个战略核心组成:一、芯片/半导体,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心脏,负责信息的计算处理;二、软件/操作系统,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大脑,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调度;三、通信,即信息智能社会的神经纤维和神经末梢,负责信息的传输与接收。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是智能社会的基石,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也是当前及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能否抓住智能时代变革的机遇,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2.2意义重大: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

  新基建惠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础设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载体,不管是经济基建还是社会基建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当前基建存量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大国,但人均基础设施存量、质量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由于中国过去长期注重投入推动能够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等经济基建,对社会基建重视相对不够,医疗、环保、文化、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与发达国际相比差距更为明显。

  新基建短期可拉动大量需求,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降至6.1%,创1991年以来新低;2月中国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大降至35.7%、29.6%,创历史新低,短期影响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既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内部改革不到位的因素,也有外部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叠加,当前又叠加疫情冲击,总需求不足。在外部环境方面,主要面临全球经济见顶回落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中国出口(以美元计)增长0.5%,较上年下滑9.4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12.5%,大幅下滑23.8个百分点。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再次阶段性缓和,2020年依然存在形势反复可能。对冲疫情和经济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基建,近年基建投资增速处低位,是政府唯一可快速有效发力的工具(公开数据的基建投资数据一般限于(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行业)。从内需看,201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5.1%、8.0%,分别下滑0.8、1个百分点。在投资中,房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9.9%、3.3%、3.1%,分别变化+0.4、+1.7、-6.4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在2019年对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但前期拿地增速大幅放缓预示2020年将高位回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企业利润有关,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3.3%、较上年下滑13.6个百分点,短期难以依靠。

  

  

  新基建长期将推动新动能供给,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增长潜力。从历史看,1929年大萧条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就业,增加了民众收入,还为后期美国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而作为对比,印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等因素,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无法有效释放。

  根据IMF数据,2017年印度公共资本存量9.8万亿美元,排名第三;人均公共资本存量7305美元,排名102位。当前中国新动能发展迅速,启动新基建将进一步推动新动能发展。从投资看,2019年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分别增长17.3%和13.2%,增速较整体投资分别快12.2、8.1个百分点。从生产看,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8%、8.4%,增速分别较规模以上工业快3.1、2.7百分点;服务机器人、太阳能电池和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分别比上年增长38.9%、26.8%和14%。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7%,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3.3个百分点;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8.7%,持续一枝独秀。

  

  3新基建空间巨大、带动效应明显

  有观点认为“新基建”投资现在占比小,我们认为这种思维存在误区。第一,尽管新基建当前规模尚不足,但是新事物发展有过程,未来新基建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增量贡献会越来越大。第二,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是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央视报道的七大领域是新基建的部分核心,而非全部。第三,“新基建”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进一步带动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未来空间巨大;而“老基建”就像传统行业,现在占比大,但增长慢,未来空间有限。以下以央视报道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为例,分析其市场及应用领域。

  3.1新一代信息技术:万物互联、赋能未来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5G网络较4G具有高传输、低延迟、广连接的显著提升。5G技术具有跨界融合的天然属性,与新一代ICT技术、传统行业、新兴终端的融合,未来将产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增强型互联网,应用于8K视频、3D视频、云办公、云游戏增强现实等;海量连接物联网,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家居;超低时延高可靠通信,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自动驾驶等。在数字经济浪潮下,5G就如同“信息高速公路”,为庞大数据量和信息量的传递提供了高速传输信道,补齐了制约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在信息传输、连接规模、通信质量上的短板;人工智能如同云端大脑,依靠“高速公路”传来的信息学习和演化,完成机器智能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如同“桥梁”,依靠“高速公路”连接人、机、物,推动制造走向智造。

  5G使万物互联变成可能,将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据市场调研机构Dell’OroGroup统计,中国5G网络将在未来5年迎来爆发式增长,预计到2024年中国5G用户规模达10.1亿人,市场规模达3.3万亿元;到2030年5G用户达13.9亿人,市场规模达6.6万亿元。投资规模方面,预计到2025年5G网络建设累计达1.2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累计投资超3.5万亿元。三大运营商方面,中国移动2020年的目标是建设30万个5G基站,并将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建设5G网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则表示,将力争在2020年上半年完成47个城市的10万个基站建设,并在今年前三季度完成全国25万个基站的建设目标。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此外,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

  预计2020-2025年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同样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3.2特高压:建立能源互联网的关键一环

  特高压是建设能源互联网、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环。虽然中国发电量、能源生产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耗能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未来还有较大提高空间。并且,以5G基站、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信息新基建领域均是耗电大户。从区域看,中国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资源分布消费严重不均。上述情况就迫切需要中国进一步开发新能源以保障能源供应,而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具有的随机性、波动性使得必须建立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高效利用的能源互联网,即“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

  特高压能更好连接电力生产与消费,并变输煤为输电,改善生态环境。特高压指电压等级在交流1000千伏及以上和直流80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技术,其输电能力是现有500千伏直流电网的5-6倍,具备输送容量大、送电距离长、走廊利用率高、线路损耗低的特点。一方面,特高压将电力生产与消费更好“连接”起来,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特高压能够有效消纳清洁能源,将“三北”地区的清洁能源输送出去,通过建设大容量坑口电站,变输煤为输电,有助于提高综合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此外,特高压作为世界最先进的输电技术,工程建设能够推进包括换流阀、电力电子、新材料等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符合国家产业转换和升级的趋势。

  2020年特高压投资规模超千亿。特高压工程投资规模大,增加就业岗位多,在稳增长与惠民生中作用力十足。2018年9月3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其中特高压直流项目5条,特高压交流项目7条。从上下游产业链来看,特高压产业链包括电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料等,产业链长而且环环相扣,带动力极强。日前,国家电网公司2020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明确投资规模1128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2235亿元,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

  3.3充电桩:服务新能源汽车,助力汽车强国梦

  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实现汽车强国梦的现实选择,是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和融合载体。汽车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标志性产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正在成为汽车产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当今欧洲、日韩等国政府纷纷加速电动化转型,一次次验证十年前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前瞻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年的规划和培育,已具备一定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中国汽车人离汽车强国的梦想从未如此近过。根据中汽协数据,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20.6万辆,占整车总体销量仅约4.7%。2019年12月工信部发布的工信部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2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30%;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当年汽车总销量的4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7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充电桩少导致充电难是制约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的重要短板。截止2020年1月底,中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53.1万台,私人充电桩71.2万台。私人充电桩建设远不达预期,对小区电网负荷冲击较大是重要因素,未来需推广社区智慧充电有效实现削峰填谷,降低电网负荷。假设2025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450万辆,保有量约达2300万辆。即使按照目前车桩比3.5计算,国内仍需新建约530万台充电桩,如果考虑车桩比提升,市场空间更大。

  2020年充电桩投资规模超百亿元。2018年全国新增14.7万台公共充电桩,2019年新增12.9万台,2020年预计我国将新增公共充电桩16万台,其中公共直流桩6万台、公共交流桩10万台;新增私人桩30万台。参考国家电网充电桩的中标价格,按照公共直流桩8万元/个,交流和私人充电桩3千元/个的成本计算,2020年投资规模超百亿元。

  

  3.4城际高铁轨交: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

  纵观人类每一次交通运输方式的变革,都会带来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深刻改变,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中国高铁里程、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较低,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根据2016版《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至2020年底计划实现高铁3万公里,至2025年年底实现高铁3.8万公里,至2030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

  城际高铁、城际轨道交通是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的“血脉”。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规划建设19个城市群;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打造1小时通勤圈促进都市圈内同城化。201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到2035年,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通过加强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投资,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基础。

  2020年规划铁路投资规模达8000亿元。2019年底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明确,2020年将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2020年1月2日国铁集团工作会议指出,2020年将确保投产新线4000公里以上,其中高铁2000公里。2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第九次铁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扎实推进川藏铁路建设,加快推进沿江高铁等骨干通道建设,加强中西部地区和普速铁路建设,强化枢纽配套和“最后一公里”建设,有序推动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建设。

  4政策建议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除新领域外,新基建还应有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以及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软基建。

  4.1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随着人口负增长临近,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将面临人口收缩,但城市群都市圈人口仍将持续流入。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见顶,即进入人口存量博弈时代。与此同时,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未来新增城镇人口将更多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我们通过几十个代表性经济体上百年城市化历史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在城镇化中后期人口迁移将从城镇化转为都市圈化城市群化。根据我们预测,到2042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峰值时,新增1.9亿城镇人口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一方面,基础设施最终是为人和产业服务的,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都市圈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和人口的主要载体,当前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短板明显,且伴随人口持续流入、未来将更为突出。当前19大城市群以全国1/4的土地集聚75%的人口,创造88%的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24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都市圈以全国6.7%的土地,集聚34.7%的人口,创造53.8%的GDP。有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而不是大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治理“大城市病”。过去受“小城镇派”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误导,导致人地错配、供求分离,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求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

  以北京为例,1983年《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要求将200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万左右,但1986年即被突破;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要求201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但2005年即被突破;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要求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2010年即被突破。201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54万人,根据大数据测算的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可能已超过2500万人。当前北京的大城市病主要缘于过去城市规划长期刻意控制人口,导致土地、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等均供给不足。比如,在交通方面,北京市2019年有机动车637万辆、私人汽车497万辆,而东京圈2014年分别有1602万辆、1200万辆;虽然东京圈汽车保有量远超过北京,但通过大规模轨道交通建设、高额停车费降低汽车出行比例等改善交通。2019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长度仅699公里,而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高达3347、2705、1098公里。在轨道交通、公共(电)汽车、小汽车、出租车等四种主要出行方式中,当前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为61%,东京都区更是高达81%,而北京中心城区仅为28%。

  

  

  另一方面,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当前中国地区收缩、城市收缩现象已经出现,未来将越来越多,并且主要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从地级行政单元看,扣除数据缺失地区外,2001-2010年、2011-2018年人口减少的收缩地区从87个降至46个,占比从25.8%降至13.6%,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农民工回流中西部;人口正增长但低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出地区从87个升至160个,占比从25.8%增至47.5%;人口正增长且高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入地区从162个降至116个,占比从48.1%降至34.4%。随着自然增长率逐渐下行乃至转负,人口减少地区必将越来越多。从现实看,不少地区政府债务水平已经比较高,2018年末西部、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值高达30.5%、34.5%,而东部、中部分别为15.1%、18.7%(不含未公开债务数据的河北、湖北),其中青海、贵州分别为64.2%、57.6%。因此,对于人口流出地区,基建要从促公平保基本、一带一路战略、国家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角度考虑,防止无效投资造成明显浪费、加剧政府债务压力。

  

  

  4.2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一是建议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

  在传统基建领域,当前民间投资仍存在不小的准入门槛。以统计局最后公布分行业投资绝对额的2017年为例,民间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60.4%;其中,在制造业、农业、文体娱乐业中分别占比87.2%、76.0%、57.3%,但在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业、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基础设施领域中仅分别占比38.2%、20.3%、22.6%,合计占比24.5%。

  二是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信息领域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不少项目具有明显的商业化价值,一些企业已经进入或正考虑进入。对商业化价值低但又非常有必要的、或涉及公共信息的、或市场整合难度比较大的信息类新基建,政府应积极主导或牵头。

  

  4.3新方式: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注意科学规划和分步实施

  一是在资金来源方面,要规范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同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要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出空间。增加专项债额度,建议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至3-3.5万亿。当前中国政府杠杆率可控,且背后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支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加杠杆空间,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特定阶段基建项目。据BIS数据,2019年三季度中国政府总杠杆率为52.5%,较上年度提高4.4个百分点,远低于G20国家的均值82.7%和发达国家均值99.0%,与发展中国家均值49.9%相当。

  二是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门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因信息类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三是做好统筹规划,防止“一拥而上”和重复建设,或“新瓶装旧酒”,造成大量浪费。要充分吸收过去基建的经验教训,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发展重点和次序,地方制定投资项目需充分考虑实际,不能盲目硬上,防止造成无效投资、产能过剩等。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还有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我们认为,不能只讲挤出效应,财政政策还有外溢效应、带动效应、规模效应;并且,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要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

  中国过去有两轮大的刺激计划,一次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另一次是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2008年是短时间一次性投入,而1998年是陆续投入,后者效果更好、代价更小。2008年11月宣布在2010年底前投入投资4万亿,2009年基建投资增速达42%的历史峰值,政策用力过猛,虽然总体是以成绩为主,但是出手太快太重带来很多负面效果。而1998年中启动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4年连续七年,实际赤字率从1997年的0.7%上升到2002年2.6%的阶段峰值,随着后续经济复苏、财政政策从积极逐渐转为稳健,2005年赤字率回落到1.2%;1999年增发特别国债1000亿,1999年1100亿,2000-2002年均1500亿,2003年1400亿,2004年900亿。因此,对这一轮新基建,绝不要搞一次性的过度刺激,而应做中期投资规划,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有节奏分批有序推进。

  4.4软基建: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新时代不光需要硬的新基建,还需要新的软基建。从广义的角度讲,基础设施除物质性的“硬”基建,还包括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基建。

  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避免到处救火。

  我们建议: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比如,在营商环境方面,近年来中国进步明显,但仍有较大提高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度提升15位至第31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新西兰、新加坡、中国香港名列前三,韩国、美国、英国分别位居第5、6、8名,德国第22名,日本第29名。从分项指标看,2018-2019年间中国在开办企业(27/190)、获得电力(12/190)、登记财产(28/190)、保护少数投资者(28/190)和执行合同(5/190)方面均好于美国,其他排名如获得信贷(80/190)、纳税(105/190)、办理破产(51/190)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比如,中国开办企业时间是美国的2.0倍,2019年中国开办企业时间为8.6天,美国洛杉矶为4.2天。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泽平宏观)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解读系列报告之一:宏观视角:新基建新在何处?

机构: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研究员:秦泰日期:2020-04-24

  内容概要:

  传统基建与财政直接相连。1)如何定义基础设施?提升生产效率、社会效用的工程,根据世界银行定义可分为“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统计局对于基础设施的定义为“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基建投资18年之前(特别是14-17年)一直承担稳增长的重要职责。2)传统基建:市场失灵+外部性,较多依赖财政支出。传统上,基建更多是财政支出/国有企业——利润要求相对较低——解决市场失灵和外部性——提高经济整体效用的逻辑。3)传统基建仍是重要稳增长工具,但增长潜力相对有限,我们维持季度展望报告中对财政扩张幅度、以及传统基建投资增速的分析和预测,基准情形下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在3.4-3.6万亿元,推升基建投资7.0%

  新基建剑指民生科技,与财政的关系大幅升级。而对于“新基建”,我们认为新有两种含义,并分别指向两种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类型:一是“新”在民生,将更多的民生方向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府统筹范围内,即以世界银行的界定,更多的建设“社会基础设施”。

  二是扩展传统经济基础设施的内涵,将数字技术中的公共品部分纳入。进而,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有一定相似性/相关度,也有很大的区别。

  1)民生类新基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升级,一般预算或给予更多支持。民生类基建主要包括老旧小区改造,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类设施及生态环保等,较之以往的传统基建,层面上更下沉至基层,实际上与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密切相关。

  基层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大幅提升,结合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实际上对应着地方政府促进经济的模式变化。民生类基建的融资仍将主要来自财政支出,但可能依赖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较其他投资比例更高,专项债的投入可能也需要有相应的财政补贴作为收入基础。

  20年,民生类基建支出总额可能超过万亿元,增速预计将显著高于总体基建投资。

  2)科技类新基建:着力避免重复建设和供给垄断,广阔的盈利前景保障社会效用最大化。

  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定义,“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与传统基建不同,科技类基建本身具备广阔的盈利前景,但可能产生供给方的重复建设导致的长期亏损,或者自然垄断形成后的供给不足。科技类基建并不一定需要政府财政完全付费,但可以考虑以某种特许经营+规定下限投资规模的方式,协调合理的投资规模,框定合理的利润率。政府、财政在科技类基建中的定位,应该是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为互联网通讯技术企业的长期风险提供一定的缓释和保险作用。预计科技类基建投资总额2020年总规模或达到1.7-2.0万亿左右,同比增速约20%-40%,财政直接投资可能仅有1200-1400亿元左右。

  未来,基建投资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得以扩大:所有通过政府部门协调,能够避免供给不足,可以提升生产和生活效率的投资领域,均为广义的基建领域。而这种供给的潜在不足,可能是因为盈利能力低、持续时间长风险大(传统基建)、政府部门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要求(民生类基建)、也可能源于盈利前景较好导致的垄断冲动(科技类新基建),而前两种需要财政直接对接,第三种则对政府的管理协调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公平对待市场上的主体,甄别潜在的科技进步潜力,有效使用财政资金降低短期竞争风险和长期经营风险,并尽量减少对竞争带来的科技进步的负面影响。后两者是未来基建投资的长期方向,值得持续关注,这同时也意味着财政政策框架的持续重构和升级。


赵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助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落地见效

2020-08-1419:41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关注

8月13日,德宏州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部署和全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德宏建设,以超前思维、超常举措推动全州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州委书记,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州委副书记、州长卫岗主持会议。

州党政领导胡小成、番跃平、黄丽云、保明顺、李志明、杨大庆、马云峰、赵冬梅、杨世庄、李正环、王宇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刻洞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适应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转型需求、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省委、省政府深入实施“云上云”行动计划,加快构建云南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也是州委、州政府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必须推进的重要工作。

赵刚强调

要把握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化发展趋势,抓住政策叠加的窗口期,尽快出台德宏州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并抓好贯彻落实;要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做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赋能与长效运营,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新业态,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运用到各个领域,推进社会数字化治理,推动边疆治理现代化和服务业现代化。

赵刚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举全州之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加强领导,强化职责,建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工作机制,协调各成员单位统筹好重大项目的建设,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保障。要各司其职,主动服务,形成合力,协调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各县(市)党委、政府要带头转变观念,加大组织推进力度,有序组织、领导和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卫岗强调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领会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和要求,充分认识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实现德宏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意义,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进一步缩小与先进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发展;要讲究方式方法,立足实际、着力长远,做好专项规划,制定措施方案,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上;要强力推进工作,抓好落实,强化“一盘棋”思想,加强督导调度,强化责任考核,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会上,州数字经济发展中心汇报了全州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情况,州发展改革委、中国铁塔德宏分公司分别围绕如何抓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了汇报。

州委、州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办公室副主任;州直和中央、省驻德宏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民营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各县(市)设分会场收听收看。

德宏传媒集团全媒体记者杨国平

原标题:《赵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助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落地见效》


从高质量发展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03月18日09:40:17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黄群慧

  如果把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界定为新型基础设施,那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并非一个全新的事物。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下半年经济工作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可以把“新基建”上溯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时全球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极大促进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速拓展,自此以后上述所谓新型基础设施一直是全球投资和资本市场追逐的方向。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近期中央多次会议反复提及加快“新基建”,市场也在高度关注“新基建”这个热点,有人将其作为新的“刺激计划”。的确,加快“新基建”有扩大内需、保证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实现这方面的功能,但是,“新基建”并不新,实际上更是上述政策的持续。科学的态度是要把“新基建”内嵌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使其客观上发挥了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作用。具体而言,新型基础设施应该理解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新基建”要能够服务于高质量工业化、高质量城镇化战略,要能够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才能真正服务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避免回到“大水漫灌”的老路。

  新型基础设施应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设施,支撑高质量工业化战略

  当前资本市场上流行观点认为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电力物联网)、高铁(轨道交通)、充电桩(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在此之前,一些技术研究机构将新型基础设施定义为融合感知、传输、存储、计算、处理为一体的新一代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实际上,这些界定虽然比较具体,但内涵还过于狭窄,无法真正诠释新型基础设施的“新型”的全部内涵。“新型”应是和“传统”相对应,新型基础设施应该对应的是传统基础设施,而传统基础设施一般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城市设施等传统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基于上一轮工业革命的机械技术、电气技术、通信技术等应用的结果。新型基础设施则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设施,所谓新型工业化则是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上叠加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要求,是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产生和应用的结果,新型基础设施既包括新一代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和新能源基础设施,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后的设施。因此,新型基础设施应该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新一代智能信息基础设施,而且还应包括与绿色化相关的各类基础设施;不仅包括上述七大领域,还应包括支撑不断深化拓展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各种基础设施。

  由于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并不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是融合了信息化、绿色化等要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我国快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基于工业化理论测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但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工业化的质量还亟待提升。一是各区域工业化进程不平衡,一些区域的工业化水平不充分。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已经步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中西部省份基本还处于工业化中期。二是产业发展的结构不平衡,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而高端产业发展不够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三是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14亿人口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给资源环境的承载提出了极大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经济发展,与此相适应,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也需要从高速度工业化战略转向高质量工业化战略,针对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积极推进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因此,“新基建”需要支撑高质量工业化战略,针对上述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和绿色发展等方面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行新型基础设施的项目选择、融资投资、布局选址等一系列建设决策。这意味着“新基建”绝不仅仅是今年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十四五”规划乃至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问题。

  新型基础设施应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支撑高质量城镇化战略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会不断推进,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深化,我国也开始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发展需要大量的城市间和城市内的基础设施,城镇化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也应该与新型城镇化要求相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四化同步”发展,也就是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而新型城镇化要与新型工业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新型基础设施应该是“四化同步”发展的基础设施,不仅仅要满足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要求,还要满足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与农业现代化协调的要求。

  具体而言,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可以体现为建设智慧城市、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等一系列类型的现代化城市的要求,还体现在城市群、大都市圈建设的要求,这些要求也是高质量城镇化战略的目标,“新基建”就是要建设符合现代化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要求的基础设施。要支撑高质量城镇化战略,“新基建”一方面布局全新的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如新一代智能信息网络,包括F5G(千兆光纤宽带)、5G、物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等;另一方面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绿色技术与交通运输、能源水利、市政、环保、公共卫生等传统城市基础设施进行融合,对传统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而建设形成的新基础设施。例如,通过信息技术与传统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形成工业物联网、车联网、电力物联网、城市感知设施、智能化市政等。高质量城镇化战略,不仅包括单体城镇发展,还包括建设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未来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量很大,这既包括城市群的城市和城市之间高速、便捷、绿色、智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都市圈中城市和郊区、中心城市和卫星城市之间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以及各类公共设施。总之,支撑新型城镇化战略,将是“新基建”的一个主战场。

  新型基础设施应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应的经济体系也需要从传统经济体系转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需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都是现代化的方向和要求,因此,新型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构成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制约传统经济体系转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矛盾在于供给侧质量不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提高经济体系的供给质量,需要破除无效供给、提高有效供给,以更好地满足需求,也就是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通过“新基建”进行基础设施创新,从而提高基础设施供给质量,促进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进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从而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但是,加快“新基建”并不必然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工作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以改革体制机制的办法推进供给结构调整、提高供给质量,以更好地满足需求,进而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要求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更加完善的市场体制机制这只手来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不是用政府这只手直接干预供给结构、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也就是说,“新基建”如果只是政府投资,试图通过政府投资来提高经济供给质量,虽然这可能会大幅度拉动投资、扩大内需,产生直接的从需求侧刺激经济增长的功能,但由于没有很好地利用市场机制,不能认为“新基建”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基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求“新基建”投资与项目更多的是尊重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政府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进行大规模投资刺激作用的结果。“新基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对市场上热盼通过“新基建”大规模刺激经济的否定。虽然基础设施一般具有公共性,也需要大量的资本,这需要政府的超前规划和投资,但是要想获得长期经济效率,基础设施建设也必须坚持优先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原则。尤其是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具有很大区别,一方面市场前景不确定较大,选择性产业政策的适用性不高,另一方面近些年在市场机制推动下这个领域已经有了很好地发展成就。因此,“新基建”需要政府引导,但切勿过度直接介入。尤其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宏观经济目标实现压力增大、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高涨的背景下,更需要对此保持高度的清醒。

  总之,中央提出加快“新基建”,应该更多地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理解和认识,而积极推进“新基建”,不能忘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主线,要从优先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入手。


市领导调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强调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6月16日上午,市委书记王晓斌率市发改委、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住建局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专题调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王晓斌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署要求,抢抓机遇、精准发力,强化前瞻布局、数字赋能、政企联动,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启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唐海兵、佘德华参加调研。

王晓斌先后前往启东电信、启东移动、神通阀门、林洋能源、海四达电源,了解5G规划建设和各领域创新融合等情况。在启东电信和启东移动公司,王晓斌详细了解5G基站建设、投资计划等情况,希望企业抓住机遇,加快5G基站建设;加大宣传力度,营造5G建设发展良好氛围;相关部门要加强研究,推动5G网络信息服务在经济建设、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在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王晓斌参观了企业智能车间,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大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力度,不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在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王晓斌仔细询问企业光伏云平台和能效平台建设情况,希望企业不断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加快推动5G在产品运营维护等方面的应用,持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海四达电源产品体验中心,王晓斌深入了解企业电池产品在5G各个领域的应用情况,希望企业抢抓5G先机,深度推动产品融入,在更多领域实现突破,努力为产业发展、经济提效作出更大贡献。

在随后的调研座谈会上,市发改委汇报了我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情况。今年以来,我市组织有关部门及运营商对5G基站大规模建设开展了前期准备工作,计划全年新建5G基站530个,截至目前已建成121个。在5G产业链上、中、下游,我市均有企业布局:上游企业主要有捷捷微电子、吉莱电子等半导体功率器件及模块生产企业;中游企业主要有英内物联网等5G设备生产企业;下游企业主要有三大通信运营商等网络服务企业及乾朔电子等5G手机配套设备制造企业。

听取汇报后,王晓斌指出,“新基建”既立足基础设施,更面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署要求,抢抓机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启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前瞻布局,打造“最强大脑”。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新基建”全市域科学合理布局;加快推动5G产业化应用,围绕我市重点产业领域做精做深,实现重点突破;紧扣5G快速发展趋势,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数字化水平,让智能更好地为生活添彩。要强化数字赋能,搭建最佳平台。结合我市产业发展现状,在重点领域找准发力点,争取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积极推广“5G+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构建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紧盯市场需求变化和产业链发展趋势,开发和生产更多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新产品。要强化政企联动,提供最优服务。发挥好政府主导和企业主体作用,深入研究和探索出台一些含金量高、可操作性强的政策;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研究,定期梳理汇总,切实解决“新基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强宣传,在全市各领域各层面形成推动“新基建”的强大合力;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手段,引导社会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应用,形成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和环境。

(融媒体记者钱爱仁潘杨丁路健)


近日,5G热成像体温检测系统在江苏省苏州市各农贸市场等人流密集区域投入使用,该系统对进出顾客体温进行自动测量。

王建康摄(人民视觉)

最近一段时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一词备受关注。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召开的加快5G发展专题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指出,5G作为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不仅在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作用突出,同时,在稳投资、促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潜力巨大。

5G,即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大家对这一概念早已不陌生。那么,5G为什么是关键的新型基础设施?5G将怎样助力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中国的5G建设进展如何?

5G领跑“新基建”

从5G直播让网友“云监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进展,到5G大宽带网络支持几亿人远程居家办公、在线教育,再到5G远程会诊、5G热成像测温、5GAGV无人小车等的广泛应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5G以“大带宽、低时延、广联接”的特性,在抗击疫情中初露锋芒,也为复工复产提供了重要支撑。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数字经济时代,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技术,正在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在这些新型基础设施中,5G的作用尤为突出。

“5G能够传输更大规模数据,联接更大规模设备,并且速度更快,时延更低,为ICT(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提供更高效的联接能力。”华为中国5G品牌负责人苏小堤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5G作为“新基建”的领头羊,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其他“新基建”领域的信息联接平台。

苏小堤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将人工智能比作人的大脑,大数据中心为大脑的运转提供动力,那么5G则是联通全身的神经网络,可以将人看到、听到、感知到的各类信息实时高速地输送到大脑,以供大脑思考、决策并指挥全身的行为。

在上海虹桥火车站这个亚洲客流量排名前列的车站,超大建筑体量、超高客运流量和超多话务量都影响着信息通信的体验。2019年,上海移动携手华为在虹桥火车站部署5G室内数字系统之后,网络峰值速率可达1.2Gbps,可以满足大量人群场景下的高速上网、移动支付等需求,5G网络下的智慧机器人问路送餐、4K高清视频通话、超高清多路视频回传等5G时代全新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得以实现。

苏小堤表示,以5G为首的“新基建”,正在为传统基建设施装上“大脑”、提供智慧,而作为最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5G是行业智能化转型的“中间件”,是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底座”。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孙松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样用一个比喻说明了5G在新型基础设施中的关键作用。“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句众所周知的俗语。如果说4G是信息高速公路的话,那5G就是海陆空立体化的交通网络。

“从技术上讲,5G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其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应用的基础;从经济上讲,5G可以直接带动大规模的信息消费增长,而且会对产业结构、经济形态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以5G为代表的现代信息通信网络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也是最根本的基础设施。”孙松林说。

西部数字经济研究院的张鸿、柏露认为,“新基建”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核心层是以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提供基础设施,如5G基站建设、互联网数据中心;第二层是可以对现有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改造的软硬件基础,如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第三层即为新能源、新材料配套应用设施,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最外围层则更多的是补短板的基建,如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理解,5G也是最为基础和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

培植经济新动能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刚起步的5G网络建设与产业发展带来了困难,但也催热了对5G的需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为,此次助力疫情防控,通信厂商锻炼了打硬仗的能力,丰富多彩的5G应用既获得了“练兵”的机会,也培养了用户的使用习惯,5G业务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宣传效果。疫情过后,5G的发展空间将更为广阔。

事实上,业内普遍认为,5G在稳投资、促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潜力巨大。

加大对5G的投资,是稳投资的有力武器。

资料显示,在4G时代,中国三家运营商“三张网”6年约投资8000亿元;在5G时代,三家运营商虽然将建设两张大网(电信与联通合建一张网),但由于5G基站数远多于4G(5G宏基站数与4G相当,但业务密集地区的微站数将是4G的数倍),总投资依然非常可观。当5G网络建设进入高峰期,还将有力带动上游天线、射频器件、光模块等通信元器件和软件、5G终端等细分行业的投入,将为产业链上下游带来重要的市场机遇。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预计到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同时,“5G工业互联网”将推动工业企业开展内部网络化、信息化改造,据估计仅网络化改造,在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就有望达到5000亿元。此外,5G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累计超过3.5万亿元投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5G产业经济贡献》认为,预计2020至2025年,我国5G商用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约24.8万亿元,直接创造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表示,在今年面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情况下,加快5G网络建设步伐,将对优化投资结构、稳定增长速度发挥关键作用。

5G环境下催生的新消费、新业态、新经济,将有效释放新兴消费潜力。

谁是“关键”的新型基础设施?

人民网

发布时间:03-1808:44人民网官方帐号

近日,中国移动视频彩铃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率先成为5G时代用户过亿的“黑科技”社交产品。视频彩铃,即短视频与呼叫结合的视频彩铃业务,在用户拨打电话时的黄金15秒等待时间播放情景彩铃,让彩铃由“听”进化到“看”。自2018年3月正式上线以来,视频彩铃依托中国移动领先的4G/5G﹢超高清技术,不断更迭产品,迈出了5G时代电信增值业务的新步伐。在杭州丝绸城,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携手华为、川核科技,部署AR试衣镜5G,让消费者体验到快速、真实、互动的试衣过程,探索了“5G”新商业模式。使用5G技术传输的云游戏,大大降低硬件配置门槛,能在云端运行,同样是5G催生新消费的代表。

苏小堤表示,5G为VR/AR提供低时延、沉浸式的体验,将为超高清视频行业带来革命性变化,激发全新的消费。除此之外,5G智能手机、家庭泛智能终端等设备将进入规模发展期,进一步带动信息消费的快速增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初步估计,到2025年5G商用带来的信息消费规模累计将超过8.3万亿元。

5G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将成为产业升级的最佳帮手。

5G正成为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根据《中国5G经济报告2020》测算,我国5G产业每投入1个单位将带动6个单位的经济产出,溢出效应显著。5G作为“新基建”的领头羊,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结合,将撬动万亿规模应用价值经济,向工业、交通、能源、农业等垂直行业延伸,实现行业智能化重塑,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孙松林认为,即将商用的5G海量机器类通信技术和可靠低时延技术等将对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产生深远影响,从产业结构上进行变革。例如,5G技术将在进一步提高车联网可靠性的同时,将更多的智能技术下沉到车辆部件上,可以重构汽车维修、养护、配件等流程,形成汽车后市场的新业态。再如,对于信息安全产业,5G不但会引入智能新技术,而且将衍生出更多的信息安全业务,如精准位置可信服务等,这些都为信息安全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可能。

正在加速建设中

自2019年5月三大运营商在北京向首批5G友好用户授牌并发放手机以来,中国5G商用的步伐越来越快。2019年6月,工信部正式发放了5G牌照,2019年10月底,运营商宣布5G正式商用,首批在50个城市开通。

工信部2019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5G基站数超13万个,用户规模以每月新增百万的速度扩张。目前,中国5G用户数已超过1000万,医疗健康、媒体娱乐、工业生产正逐渐成为5G应用的先导性领域。

南京邮电大学教授、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王春晖建议,5G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是开启万物互联数字化新时代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构建高质量的5G网络。

在工信部召开的加快5G发展专题会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等企业的负责人介绍了加快5G网络建设的具体举措和未来5G发展规划,包括加快打造5G精品网络、丰富5G应用场景、创新5G商业模式等。例如,到今年9月底,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将共同完成25万个5G基站的建设,力争在年底前完成30万个5G基站建设的目标。

王志勤分析认为,2020年是5G网络建设关键期,预计年底全国范围将累计开通5G基站超过55万个,实现地级市室外连续覆盖、县城及乡镇重点覆盖、重点场景室内覆盖。

运营商在大规模建网的同时,促进5G发展的政策层出不穷。近日,《福建省加快5G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北京市5G及未来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19年-2035年)》、山西省《关于免费开放公共资源支持5G基站建设的通知》等文件相继印发。行业普遍认为,作为“新基建”中的关键基础设施,5G需要更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无线电研究中心吕欣阳研究梳理,截至2020年2月底,我国各省区市共出台5G政策文件累计达200余个。各地5G政策的共性体现在网络建设、技术攻关、产业培育等方面,差异部分主要体现在应用领域方面。各省根据自身产业环境和民生需求的差异,提出了“接地气”的重点应用发展领域。

例如,北京、上海、杭州分别提出依托冬奥会、进口博览会、亚运会等重大属地活动,打造“5G4K”的超高清视频创新应用。山东的“5G智慧海洋”应用、山西的“5G智能矿井”应用、上海的“5G金融服务”应用、广西的“5G智慧港务”等,这些特色应用领域均与当地产业发展情况息息相关。

纵观全球,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都在加速推进5G发展,5G竞争进一步加剧。3月10日,国际知名移动通信组织发布《5G时代移动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报告》,呼吁各国借鉴中国等5G先行国家政策经验,加大支持性政策的力度,以加速全球5G发展及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苏小堤表示,中国通信产业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的过程,现在进入了5G引领阶段。中国5G工作起步早、推进快。中国企业对5G的标准制定、技术突破、产业生态和商业创新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未来中国5G市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建立的商业价值,也会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

“在5G与千行百业融合的过程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都有广阔的参与空间。我们预测,在1-3年内,5G将在智慧媒体、智慧教育、智能电网、城市安防等方面产生商业价值。3-5年内,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工业、智慧医疗、机器人等领域产生商业价值。”苏小堤说。


徐立毅在听取“新基建”工作谋划情况汇报

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henan.gov.cn时间:2020-04-0311:11来源:郑州市人民政府分享:

  4月2日,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听取“新基建”工作谋划情况汇报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及在浙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理解、开拓视野、深入谋划,用足用好国家政策,推进“新基建”规划布局,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徐立毅指出,加快“新基建”规划布局,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举措,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努力方向,符合新经济发展趋势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要进一步深化理解,统筹好传统基建投资与“新基建”投资,既要通过“新基建”扩投资、稳增长、把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又要以此为抓手,着眼长远,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赢得主动。

  徐立毅强调,要坚持政策导向、需求导向、结果导向,做好项目谋划工作,将自上而下谋划与自下而上梳理相结合,连天接地,务求实效。要抢抓政策机遇,发挥各相关部门主动性,完善国家政策承接机制,提升项目策划能力,积极做好项目前期,更好地“上接天线”,争取更多政策、项目和资金信贷支持。要立足自身发展实际,深入谋划解决制约郑州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问题,切实补齐发展短板,推进城市整体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工作,抓好城市大脑、5G网络、以传感器为依托的物联网等,加快建设“数字郑州”;着力推动交通枢纽向数字枢纽转型,发挥郑州区位和资源禀赋优势,科学规划布局,推动建设全国数据中心;大力谋划建设符合高质量发展、现代化要求的基础设施体系,积极推动以特高压为重点的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以节水为重点的现代化给排水体系、以轨道交通为重点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以充电桩为重点的新能源汽车基础配套体系、以教育卫生文化为重点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品质内涵,为促进人才集聚和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统筹“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坚持当前与长远相结合,把“新基建”布局落实到空间规划、城市设计之中,有机融入整个城市建设发展。要推动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相结合,尊重市场规律,以企业为主体打造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抓好示范企业、示范工程建设,以典型带动、平台支撑,更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牛卫国、万正峰、吴福民、史占勇参加会议。


「公文写作指南」

海量素材一键搜

研讨发言、心得体会、汇报材料、年度总结、述职报告等材料,一应俱全,免费搜索。加入会员,还能享受5000万字文库持续更新等六大权益,千万别错过。

公文写作指南」

关注后回复“20”,免费获取20万字素材包。

添加微信gwxzzn03,加入会员获得5000万字文库更新权益。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