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名人艰苦事迹1500字素材,供大家参考。
他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是一名岩土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在20年前，研究生还是很少的。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名人艰苦事迹，接下来随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名人的艰苦事迹篇1
他怀揣着学校的介绍信回到某省会城市寻找接收单位，很快就被一家刚改制不久的中央部属企业——某地师级大型工程公司接收。然而令他和他的大学同学没料到的是，他竟然没有被留到机关科室，而是被分到了公司下面的一个工程分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分公司技术负责人还是一名大专生，只不过资历老些罢了。
分公司驻扎于南方某市，主要是承接地质勘察和地基基础以及岩土施工工程。由于公司刚由事业转为企业，全靠施工挣钱养活职工，所以公司一切生活设施都从省从俭从简，能省则省，要把剩余的钱尽量用在购买施工设备和扩大生产规模上。因此，公司职工也同民工一样，一律住工棚、睡通铺，夏天一间房只配一台电扇消暑;文娱生活是两台黑白电视。让外来人都看不过去的是，工程技术人员除分公司技术负责和公司经理有一张办公桌外，其余都是一人一张图板、一个马夹凳，把图板放在铺上就是办公桌。以致他的一位大学同学来某市出差，看了单位的寒酸样子便竭力劝他跳槽算了，何必屈就在此呢!
然而，他却正像铁匠进了打铁铺一样——有了用武之地。他工作干得最起劲了，除了本职工作外，工地转场或搬家时，由于劳力紧张，他便同工人一样干起了粗活、重活，扛钻杆、装车、卸车、搭架、立棚，哪里缺人手就主动去帮。工人都十分感动。他也非常感谢父母给了他一副好身板，180米的个头，粗壮结实，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俨然就是一名工人。
就这样干了三年后，因工作突出，口碑极好的他被提拔为分公司副经理;年底，分公司经理退休，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分公司经理。他当经理这一年，由于狠抓工程质量，单位信誉大增，工程任务一桩一桩找上门来，干也干不完，到年底年产值比过去翻了几倍。为了长远打算，他还在市郊租地建成了分公司基地，购买了一大一小两幢活动板房，大的作职工和民工宿舍，小的办公用。基地还建有库房和机械停放场地等。分公司不再像过去工地在哪家就在哪，避免了脏乱差现象和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消耗。鉴于分公司青年工人极少、老职工多已接近退休的现状，为了建立一支稳定的以民工为主要力量的施工队伍，分公司还与青年民工签订了涉及有关劳动保障、工伤、人身保险等方面的劳务合同，使民工能把单位当作依靠而安心工作。不仅如此，分公司还办了业余夜校，帮助民工提高文化知识和业务技术水平。此举不仅受到民工热烈欢迎，而且还被公司作为样板向其他分公司推广。
他的工作很快在公司机关各部门科室得到了一致好评，凡来过此分公司出过差的机关干部和技术人员都没有一个不说好的。又过了一年。他被提拔到机关当了总经理助理。
所以，作为求职者，低就并非坏事。即便学非所用或者大材小用。关键在于你自己得有所展示，千万不可自甘平庸、自暴自弃，因为在艰苦的一线，更能彰显出你超群的能力，得到更多人的赏识，开花结果。
名人的艰苦事迹篇2
我出生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一个有着小桥流水、绿树成萌的小镇，很美。一条小河从太湖方向流来穿过小镇中央朝南而去，我家就在河东的东街十字路口。东街是一条很古老的小街，小街的路面是用一块块长条青石板铺成的，所以经常能听到人走在上面发出的声响，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我常常被家门口菜市场的叫卖声吵醒。
我刚出生的时候，家境还是不错的。父亲在区供销社当经理，母亲开了一家缝纫铺，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在当时，这样的家庭条件算是比较好的。
一个深秋天的早上，母亲在楼上晒衣服，我一个人在街上玩，在一个红萝卜的诱惑下，就很轻松地被别人抱走了。当母亲在街后的麦田里找到我的时候，我正站在水渠里哭，手上还拿着那个红萝卜，身上只穿了一件内衣，脸已冻得发紫。妈妈问我身上穿的衣服和手上戴的镯子呢?我说被一个阿姨拿走了。我当时还小不懂事，有点恨她，但现在想来还要感谢那位阿姨呢，因为她毕竟没有把我这个人给卖了，说明她还是有一点良知的，要不今天我还找不到家呢。我想她当时可能也有一个象我一样大的孩子，因为家里穷，没钱买衣服，她看到我穿着这么好的毛线衣，就想拿去给她可怜的儿子穿罢了。
后来，随着两个弟弟相继出生，我的生活就变了。那时母亲的体身越来越差，缝纫铺也关了。不久父亲也被精简下放到了小镇，从此磨难就降临到了我家。当时全家仅靠父亲一个人每月36元工资生活，36元就5个人吃饭已经够紧张了，何况加上母亲长年累月吃药打针，由于母亲没有工作单位，医药费全部由自家承担，每到月底，全家每天只能买五分钱酱菜，吃一天粥。家里象样一点的东西全都卖光了，卖了东西的钱，还不够用来给母亲治病，父亲还到处找亲戚朋友借，欠了很多债。那时我家的生活条件在小镇上算是最苦的一家，每年镇政府救济困难户时，总是被排在最前面。
记得我刚上小学的那年，有一天母亲病情突然加重，父亲急忙送母亲去县城医院治病，结果立刻住院动手续。家里丢下三个没人管的孩子，大的八岁小的四岁，都不懂事，整天在一起打架，谁打输了就坐在地上哭。每天吃的饭，是隔壁阿婆送的。
那时，每天放学回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做作业，而是拿起篮子去检柴火，或去河里摸点螺丝和小鱼虾，回家烧了解馋。上高中时，我住在学校，每个星期从家里拿五斤米，一罐辣椒酱，或一杯子咸菜，另外父亲再给五毛钱，就这些我要在学校生活一个星期 。
由于压力太大，父亲的心情非常不好，经常会在我们陶气的时候打我，三个小孩子之所以只打我，因为我是老大。有一次我和弟弟争抢花生吃，被父亲看见了，就狠狠地踹了我一脚，我重重地摔倒在石块上，眼睛上被撞出一个核桃大的肿块，肿块内充满了血，二个月后肿块才消去。现在天气不好的时候，眼睛上的眉骨还会隐隐作痛，我想当时眉骨肯定撞碎了。但是我不会记恨父亲，我理解他，他那么艰辛地把我们三兄弟抚养长大，又让我读书，吃得苦太多了，真是太不容易了，在我心里，他永远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小时候的生活确实很艰辛!也许正是经历了这种艰辛的生活，经过了如此艰苦的历练，才使得我在以后的人生路上走得勇敢坚强、轻松自如。
名人的艰苦事迹篇3
我的生活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和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丈夫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四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就是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2000年，我做了阳光卫视，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电视节目。
我做企业有点误打误撞。我是做内容出身，没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没想做多大的商业链。我做企业的出发点就是想做内容，然后为了这个内容来配备一个相匹配的运作机制。这有点像想喝杯牛奶就自己养头奶牛的意思。因为市场上没有卖这杯牛奶的，你就必须自己养牛。
当然了，我这是有点难为自己。我大学学过国际经济，但这和真正做企业完全是两回事。我为了养这头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欢、起码是不完全热爱的事情。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传媒系统已经非常完善，你只要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就可以了。但上世纪末，中国传媒从过去的僵化体制到逐渐开放，它需要很多鲜活机制在运作、成长，才可能有市场，才可能有个体的创造。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也许再过30年，我就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了。
吴征一开始就是鼓励我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个转型极其困难。而让我摔了个大跟头的，正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我的文化理想的冲动，远远大于我的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我在阳光卫视创建的最初，就没做好商业判断上的准备。一开始我就按照整个电视台的建制，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创节目，每年几百个小时。其实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纪录片是一个小众市场，又是基于一个境外卫视不能够完全落地的现状，我当时应该更多地以采购节目为主，减少制作成本，尽量不要做这么多的原创和这么大的制作中心。
这就说明我在商业上的幼稚。我还记得，当我兴致勃勃地让吴征去参观我刚刚建好的制作中心时，他吓了一大跳，当时他就跟我说，我没想到，你们拉了这么大一个摊子，是要出事的。
前后有5年的时间吧，我很累。现在看来，一开始这个公司其实从资本运作上也存在问题。那几年，我哭过很多次。吴征他是知道我的，我有这份文化理想。最后说服我放弃的还是吴征。他说，文化理想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方式，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的商业模型又出了问题，出于投资人利益考虑，你也应该学会放弃。我一开始不愿意面对和承认，前后有3年，反反复复。我也跟他吵过架，埋怨他做出了错误的商业决策。
有一次，在上海的家里，他很严肃地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必须要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退出就是对这个事业、投资者和现有平台的一个最好的、负责任的方式。
他这些话对我是很大的刺激，让我觉得，我得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自己。我终于作了决定。2003年夏天，我把阳光卫视卖掉了。
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它商业上失败，但是却有文化价值。毕竟从此才有了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各种纪录片频道和人文频道的出现。我经常被人嘲笑说，我是用个人的一个商业行为，来完成一个国家该做的事情。
去年在世博会的一次活动上，我碰到王石，他还主动跟我谈起阳光卫视的事情。他说阳光卫视有它的成功之处，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尝试了一种文化和商业的结合，虽然商业上不成功，但是为后来的人指出了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我不是一个溢于言表的人，但是自己做的一件事过了那么久还有人记得，并且有人肯定，我觉得很温暖。
我现在感到很庆幸，做阳光卫视的时候我才30岁，算是很年轻。在输得起的时候输一次也没什么，30岁失败总比50岁失败来得好点儿吧。但是当时，这件事情让我有极大的挫败感，甚至接下来的两三年都没缓过劲来。我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不停地工作。我发现，工作是带给我平复的最好的办法。我继续做《杨澜访谈录》，2006年开始做《天下女人》，后来，又有了天女网、澜珠宝和其他业务。
对于公司来说，这次失败也是一次完成战略转型和业务调整的机遇。公司过去是一个平台的运营商，在阳光卫视出售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内容提供商。但我在这之后慢慢看清媒体市场的走向：在一个整合媒体的时代，单一的媒体平台是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无论是品牌的推广还是商业的合作，都需要一个整合媒体的概念。“整合”现在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观点了，应该说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很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向，而且正因为我没有一个平台去经营的时候，这又变成了唯一的商业出路。现在看起来，这种预见还是正确的。
去年，我做了《杨澜访谈录》的十周年庆典。10年前的杨澜还比较顺利，就是个乖乖女。如果见到那时候的杨澜，我会问她，是不是敢做一些挑战性的，甚至叛逆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个叛逆性的事情，杨澜后来果然做了，并且是对整个电视行业现行体制和运营方式的某种叛逆。
这10年的经历让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前几天，我带我的孩子去美术馆。那儿陈列了很多民间工艺品，其中有一种就是民间做馒头的那个范子，上面印个小鱼，印个小鸡，然后把它盖在馒头上面，馒头上就会有这个印子。所谓模范，其实一个模字一个范字，我觉得，我杨澜特别不需要去做这种东西。
这些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各有各的精彩，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来。我就做我自己。我的喜好，我的为人，骨子里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节目我自己说了算，我没必要按别人的需求来塑造我自己。当然，我这些年也多了一些世故，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多了一些见识，看到过很多场面，也更淡定，但是归根到底，你要是能够做自己，那么所有这些失败的经验都很值得。
名人的艰苦事迹篇4
他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是一名岩土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在20年前，研究生还是很少的。
他怀揣着学校的介绍信回到某省会城市寻找接收单位，很快就被一家刚改制不久的中央部属企业——某地师级大型工程公司接收。然而令他和他的大学同学没料到的是，他竟然没有被留到机关科室，而是被分到了公司下面的一个工程分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分公司技术负责人还是一名大专生，只不过资历老些罢了。
分公司驻扎于南方某市，主要是承接地质勘察和地基基础以及岩土施工工程。由于公司刚由事业转为企业，全靠施工挣钱养活职工，所以公司一切生活设施都从省从俭从简，能省则省，要把剩余的钱尽量用在购买施工设备和扩大生产规模上。因此，公司职工也同民工一样，一律住工棚、睡通铺，夏天一间房只配一台电扇消暑;文娱生活是两台黑白电视。让外来人都看不过去的是，工程技术人员除分公司技术负责和公司经理有一张办公桌外，其余都是一人一张图板、一个马夹凳，把图板放在铺上就是办公桌。以致他的一位大学同学来某市出差，看了单位的寒酸样子便竭力劝他跳槽算了，何必屈就在此呢!
然而，他却正像铁匠进了打铁铺一样——有了用武之地。他工作干得最起劲了，除了本职工作外，工地转场或搬家时，由于劳力紧张，他便同工人一样干起了粗活、重活，扛钻杆、装车、卸车、搭架、立棚，哪里缺人手就主动去帮。工人都十分感动。他也非常感谢父母给了他一副好身板，180米的个头，粗壮结实，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俨然就是一名工人。
就这样干了三年后，因工作突出，口碑极好的他被提拔为分公司副经理;年底，分公司经理退休，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分公司经理。他当经理这一年，由于狠抓工程质量，单位信誉大增，工程任务一桩一桩找上门来，干也干不完，到年底年产值比过去翻了几倍。为了长远打算，他还在市郊租地建成了分公司基地，购买了一大一小两幢活动板房，大的作职工和民工宿舍，小的办公用。基地还建有库房和机械停放场地等。分公司不再像过去工地在哪家就在哪，避免了脏乱差现象和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消耗。鉴于分公司青年工人极少、老职工多已接近退休的现状，为了建立一支稳定的以民工为主要力量的施工队伍，分公司还与青年民工签订了涉及有关劳动保障、工伤、人身保险等方面的劳务合同，使民工能把单位当作依靠而安心工作。不仅如此，分公司还办了业余夜校，帮助民工提高文化知识和业务技术水平。此举不仅受到民工热烈欢迎，而且还被公司作为样板向其他分公司推广。
他的工作很快在公司机关各部门科室得到了一致好评，凡来过此分公司出过差的机关干部和技术人员都没有一个不说好的。又过了一年。他被提拔到机关当了总经理助理。
所以，作为求职者，低就并非坏事。即便学非所用或者大材小用。关键在于你自己得有所展示，千万不可自甘平庸、自暴自弃，因为在艰苦的一线，更能彰显出你超群的能力，得到更多人的赏识，开花结果。
名人的艰苦事迹篇5
第一次听说“旭日阳刚”这个歌手组合时，觉得名字真怪。点开那首《春天里》的演唱视频，心，有点发抖。
发抖，可能因为恐惧。记得刚来北京时住在地下室，突然停电，这十平方米坠入黑暗。是胶布层层包裹密不透风的黑，是毫无轮廓死气沉沉的诡秘的黑。地下二层，没有窗口。我举起自己的双手，它们完全融化在黑暗里。
发抖，可能因为感动。冬天穿着旧棉衣去动物园，看到一只黑鸟在冰面掠过，丝毫不因寒冷而减轻其飞翔的美，青春的心也充满力量。
八年弹指一瞬，在人流涌动的这个大城市，有了自己的小窝，有了相亲相爱的人，在预定的轨道上驾轻就熟，看着熟悉的风景。梦想?不是非要写出什么不朽之作，或许只是周末爬趟香山。
听这首歌，仿佛在看寂寞来路，在看私人青春，唤起了一种熟悉的忧伤和悲壮。
“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淌。”
“旭日阳刚”由44岁的王旭和29岁的刘刚组成，是漂泊在北京的农民工，因为放不下心里对音乐的向往，刘刚干脆当了专职流浪歌手，王旭则白天在药材厂干搬运，晚上去公主坟的地下通道唱歌。两人就是在地下通道认识的，后来时常在一起喝酒，唱歌。
两人都是穷小子。王旭在河南当了N年农民，不过混个温饱。2000年来京烧锅炉，一边工作“一边唱歌给两个大锅炉听”。后来干过很多行当，唯一没变的是爱唱歌。他说：“繁华的城市让我惶恐，只有歌唱，能让我心安。”
刘刚晚几年来京，也居无定所，脏活累活都干过。有一次他饿极了，摸摸兜里没钱，看看屋里没货，四下翻找，干脆把做饭的铝锅提了出门，在收废品的那里卖了两元，换了几个馒头。费劲地养活自己，似乎就是为了唱歌，再穷，那把吉他都是灵魂附体般地抱着背着。
“漂”了七年，刘刚从22岁唱到了29岁，没有房子，没有姑娘。他给父母打电话，吞吞吐吐地说：再让我唱两年吧……
在不同的地下通道，两个男人守着一份相同的小梦想，用歌声向世界宣告：我不服输。
直到他们演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
如今的网上有这对农民工兄弟演唱《春天里》的各种视频：大学生自费帮他们拍摄的MV，万人演唱会上他们和汪峰的合唱，在《我爱记歌词》栏目唱完后领唱员全体起立致敬，走上《星光大道》毫无悬念地夺取周冠军……而在最新的《我要上春晚》节目中，旭日阳刚以网络人气投票第一的优势获得了登陆兔年春晚的门票。
我反复看的，是他们最初的一段视频。用手机录制而后传上网的，画面不清晰，声音模糊，却以原生态震撼着观者。
10平方米的简陋房子，家具凌乱，床上没叠被子。两个大老爷们，一人一只酒瓶，红脸赤膊，在那里嘶吼着汪峰的歌《春天里》。赤裸裸的呐喊和血泪，奔涌而出。王旭手里夹着一根烟，昂头闭眼，陶醉其中。
我在想，那是怎样一个燥热的夜晚，灵魂破茧，情感爆炸，在酒精和往事的催眠下，音乐和肉体合二为一。
我反复地听了很多次，忽而平静，忽而伤感，忽而雄心万丈，忽而满心怅惘。
像我这样的“钢镚”很多，网友们听歌的感觉各有不同：
“刚来深圳时找不到工作，买不起盒饭，舍不得坐摩的，边走边唱。过年买不到火车票回家，几个兄弟大年三十在宿舍里喝着啤酒唱到哭……”
“音乐不分高低贵贱，不是穿燕尾服打领结在金色大厅唱咏叹调才叫音乐，真正的摇滚乐就应该是这样的!为了呐喊出真实的心声!”
“农民并不是只会种地，他们也会唱歌。农民工兄弟的呐喊是生命最真诚的写实，直指人心!”
还有网友建议：“这首歌必须上春晚，因为中国有两亿农民工兄弟!”
为什么农民工版《春天里》让这么多人泪流满面?
因为我们共有一个青春。不论曾经奋斗过的，正在奋斗的，在车站里扛着大包的，在街头埋头吃方便面的，在高楼大厦格子间接电话的，在大街小巷骑单车顶寒风送快递的……都曾经为梦想掉过泪，在看不到的地方偷偷跌倒，躲在一个人的角落哭泣，欢笑，沉默，怀着或者埋葬梦想，继续生活。
有几个人的梦想能成真?王旭直到44岁，才熬出了头，有了名声，有了各种邀约。然而，他说，我喜欢唱歌，不管有没有名。
唱着，就是梦想。我记得他唱歌时昂首闭目的陶醉。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春天里有梦。有梦是不会忧伤的，忧伤的，只是梦碎了的人。